治理滥用支架 亟待医改制度“上架”

　　北大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表示，对冠心病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比例是7:1到8:1，在中国则高达15:1。对此，胡大一认为，心脏支架的滥用已经成为心血管病人大的隐患。他曾经以国内很多心血管病人背着超过3个心脏支架来炮轰过度医疗。

　　事实上，真正迷信支架、崇拜搭桥的并非是患者，而是医院和医生。这是因为，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出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各方可从中牟利。有业内人士指出，心脏支架的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医院和医生自然选择合法地去“贩支架”。正因为“贩支架”合法，医院和医生才会在患者身上滥用，而长期以来，监管部门却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可见，心脏支架被滥用，源于监管不作为。

　　卫生部门整治“以药养医”，要求降低“用药收入比重”，一些公立医院就提高“设备检查收入比重”。比如，曾经有一个心血管病人，体内被放了7个支架，血管成了“钢铁长城”。问题是，“钢铁长城”不仅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负担，而且对其疾病也没多大益处。要知道，同心血管疾病做斗争，重要的手段是改变生活，而不是狂做支架。问题是，“过度医疗”久治难除，而且还不断花样翻新，卫生部门究竟该如何借新医改切除这一毒瘤？

　　无论是多开药、开贵药，还是增加检查项目和次数，亦或是在患者体内滥用医疗器械，都是医院和医生狂宰患者敛财惯用的伎俩。而“过度医疗”的种种花样，均出自医生开出的“大处方”。有人将“大处方”现象归结于医生职业操守缺失，有人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上找原因，这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卫生部门对医院和医生开处方监管的缺失。而在国外，对开“大处方”的严管重罚，值得我国效仿。比如，法国医师协会对所有医生的处方进行电脑监控，开出的处方金额排在前5％的医生，每张处方都要被分析，只要发现一张处方有问题，这个医生就要“交代”，为什么这样用药；说不出道理或解释不能成立的医生，将面临多重处罚，轻者掏钱补偿患者，重者吊销医师执照。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因此，治理滥用“支架”，尚须医改制度“上架”。保障医院生存与发展，引导和鼓励医生通过技术吃饭，不仅需要政府大幅增加对公共医疗的投入，更需要有力的监管制度保障。卫生部门一方面要建立保护“小处方”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对“大处方”的监管机制，切断医生和药品、器械之间的利益链，促进合理用药和器械，科学施治。更重要的是，对“过度医疗”的医院和医生，应加重处罚，体现监管的威严和震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