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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市场新机制医疗改革应跳出模式之争

文章来源:中国法院网发布日期:2007-06-28浏览次数:68203
     医改方案“复旦版”的主要起草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主任蔡江南日前提出,中国下一步医改可以走“社会主导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另据了解,日前由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提供的数个备选方案已汇总上交到医改协调小组。医改协调小组将在综合比较基础上,推出具有最广泛共识和操作性的医改方案。(《第一财经日报》6月4日)

    既然每个人都无可避免生老病死,都需要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那么,无论改革路径如何设计,都难改医改的基本目标,实现机会均等为主,同时兼顾结果均等。也就是说,政府不仅将全民医疗保障作为一项社会福利,更作为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有义务保护社会弱者,并不断谋求社会公正。

    医改的第三条道路,“社会主导”的理论价值,以及社会主导模式主要体现在“一大二小,三个结合”上,在筹资方面强调公共和公平的原则,政府将发挥领导作用;在供给方面强调竞争和效率的原则,市场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设计不可谓不尽善尽美。然而,其理论与实际结合之后的功用还有待于社会实践的检验。

    事实上,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起,“模式之争”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模式之争的背后,是部门利益纠缠不清。

    医疗改革涉及相关的部门有十几个之多,他们争议的都是和自己部门利益相关的内容。在利益的纠缠之下,各部门出台改革政策互不协调,步调不一,并最终致使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缺乏一个相关各部门都认可的改革方向和目标。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不在模式本身,而在于利益均衡分配难上。

    就模式之争本身而言,“大病小病都是免费治疗”的英国模式,“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分离”的德国模式,以及美国、德国和英国三种模式的混合体,都是争论的对象。然而,民众似乎对模式本身并不太感兴趣,而是注重改革后的效益。

    《中国青年报》某项调查显示,79.7%的受访者对即将出台的医改新方案充满期待。他们希望这个方案能够从体制上把当前医疗界的沉疴痼疾一扫而光。在谈到“新的医改方案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时,58.7%的受访者认为,“如何把政府投入切实用到老百姓身上”才是最关键的。

   事实证明,在医改过程中,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是行不通的。对目前的中国医疗现状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医改牵涉到多个层面,非单一的卫生部门就能胜任,必须借助于政府来主导医疗体制改革,打破不合理的利益之争格局。政府的责任在于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在医改方面肩负筹资和分配功能,有必要干预医疗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以药养医是现行体制下的怪胎,源于政府方面除了给政策不承担相当的责任,对医院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致使医院不得不自谋出路。有这样一个例子,日前某药房作的一次“百姓缺药调查”发现,百姓想用却买不到的大多是政府降过价的药品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其中70%的药品早已不生产了。在此之前的19次药品降价中,百姓到医院里看病照样贵,在药店里买药价格照样高。

    药品降价这项“民心工程”在错综复杂的医药购销“潜规则”面前难有作为。药品降价斗不过“潜规则”,公关费让降价胎死腹中,可见降价与临床处方使用量之间的关联性之强,如果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做保障,药品降价只能停留在历年层面,而不能解决现实中的看病贵问题。

    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不能陷入纯粹的模式之争,无论是哪一种模式,也不管是怎样一种混合,新制度终究要考虑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的效用。政府首要职责是推动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并用医疗保险预付制取代现行的个人垫付制。

    为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人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最理想的模式是,实行全民医保。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这应该不是难题。公立非营利医疗机构是保证群众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需求的主体,应由政府承担责任,这就要求尽快调整公立医疗机构投入政策,增加政府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资。

    与此同时,要建立医疗卫生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机制,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医疗领域,进而打破公立医疗机构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