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发明可用意念操控的假肢

据外媒报道，美国西北大学的科学家近日发明了一种可以用意念操控的假肢，并有望在更多病人中推广。

　　报道称，所有的现代假肢都可称得上是高科技，但是试验中的苏利文(Jesse Sullivan)则更为幸运。他所使用的假肢可以通过意念控制而不是通常的马达。

　　这种新型假肢的原理来自于神经学认知上的突破：截肢后残端的神经还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保持健康。

　　苏利文先生是个参与试验的病人。八年前，他接受了手术，医生把他残臂的神经和胸部肌肉连接在一起。

　　当他想着要移动胸部肌肉的时候，原来与手臂相连的神经会收到信号并通过计算机传递给假肢。

　　科学家正在探究大脑是如何形成新的回路来控制假肢的。他们发现，如果把残端的神经和健康的肌肉相连接，脑部信号就可以得到放大从而控制假肢。

　　研究团队对解读大脑信号的系统进行了微调，使病人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操纵假肢。

　　对于大多数截肢者而言，神经因为不再用来控制肌肉而渐渐失去作用。而实验中的苏利文先生却显示信号有所增强。科学家用计算机代替肌肉来解读神经信号，而大脑会慢慢适应并形成新的回路。

古往今来，人物的政治生活总是吸引着作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深深吸引着亿万读者。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一场大的社会变革，人物往往会在挑战面前充分显示才华胆魄。这时，人们也容易评论这个人物的品格，衡量他的功过得失。

然而，需要领导人物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去应付挑战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他们更多的时候只能像普通人一样去面对日常生活中琐碎事情的缠绕，去应付这种烦人的无休止的挑战。正因其普通，所以不大引人注目。

我在本书中所要记述的就是这种不大引人注目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生活情趣，从工作学习到吃喝游玩及喜怒哀乐。虽然缺少叱咤风云、惊心动魄，却也有血有肉，生动活泼。

本书各文取人称叙述，旨在从我的采访对象中选出曾经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李银桥、傅连璋、尹荆山、韩桂馨、姚淑贤、李连成、王学文、田云玉八位同志，对他们所见所闻作一客观记录。去除那些“个人迷信”之色彩，还其血肉真情，以便人们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和认识毛泽东。

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长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我死了之后你们可以写，写出我的真实。”他还对那些生活在他身边的人说：“我和我的亲人见面不多，只有你们和我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的情况你们了解。”

这个“你们”，主要包括了四个系统的人：卫士、警卫、医护和秘书。其中以卫士近，真正是朝夕相处，吃穿住行，不离左右。所以本书以卫士们的叙述为主，也有医生、保育员和专列工作人员的叙述。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了西柏坡，乘吉普车进京。他将此行称为“进京赶考”。一脚车上一脚地下，他扭头望着周恩来：“进京赶考去！”风度潇洒的周恩来微笑点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向东凝视良久，忽然深吸一口气，自信地笑道：“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会考个好成绩！”

3月25日，毛泽东抵达北平，住香山双清别墅。5月，迁入中南海，住丰泽园里面的菊香书屋院内。

“翡翠层楼浮树林，芙蓉小殿出波心。”

这是前人对中南海园景的描写。中南海位于北京故宫西侧。与北海旧称“三海”，又名“西苑”、“太液池”，有800亩土地700亩水面。始建于辽金，历经元、明、清各朝，是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宴游之地。民国时这里曾设立过“总统府”、“大元帅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处所。中央人民政府设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那时至今，行人只要路经这里，便忍不住朝那一围高大厚实的红墙凝视。肃然、神秘。那里面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其实，毛泽东并非总是生活在红墙内，他的足迹遍全国。所以，我的这本书叫《 红墙深处》。


他面孔略显瘦削。瘦削的脸型出棱角，男子气足。单是相貌剽悍倒也罢，偏偏他又穿警服，腰上常佩枪，某种人见了不免心里要犯嘀咕。但我们见面亲，可以随便“侃大山”。

你看银幕上的“毛主席”表演得像吗？

貌合神离，少了血肉和性格。

作为卫士，你曾经很接近毛主席啦？

吃穿住行，形影不离。

谈话多了，便不能平静。感觉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确确实实是伟人，极伟大的人。

卫士长李银桥回来了。拿起我写好的决心书：我西生自己也要保护好毛主席。

“哈哈，你还能写出一句话么。一句话错两个字。”卫士长难得一笑，将满头黑发那么一甩：“走吧，跟我去见毛主席。”

走进毛泽东书房，我一下子张大嘴巴：天哪，这么多书！比我认识的字还要多千百倍，满屋书架都要胀裂一般。毛泽东坐在一张藤椅上伏案阅读。灯光炫目，他全身闪耀出麦芒一样长短不齐的光，我不知是泪水折射的缘故，以为毛泽东真是全身放光芒。

“主席，他来了。”卫士长小声报告。

“唔，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仍在看书。连问两遍没听见回答，便缓缓扭回头。

我痴痴僵立，无声无息。泪水像小河一样淌。

毛泽东起身来到我身边。大手轻轻按在我的头顶上，将头发揉搓，就那么随随便便一拍：“嘿，还是个娃娃呢。”

于是，我醒了，光芒敛去，看清一张早已熟悉的面孔，本能地叫出一声：“毛主席！”

“嗯，”毛泽东点头，“你叫什么名字啊？”

“封耀松。”

“噢，那你是不是河南开封市那个封？”

“不是的。是一封信两封信的封。”

“哈哈哈。”毛泽东开心大笑，手指头按在我胸前第二颗钮扣上，“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你就看不见信噢。那是一个字，懂了吗？”

我眨眨眼，不懂装懂地点点头。

“今年多大了？”

“十六。”

“爸爸妈妈干什么？”

“爸爸拉黄包车，妈妈在家里。”

“又是一个骆驼祥子么。你自己过去干什么？”

“在点心铺学徒。去年工会把我送到省公安厅警卫处学习。后来，厅长王芳带我来到北京……”

“我是为人民服务，要考虑处理许多国家大事，自己的一些事就顾不过来，想请你帮帮忙。你帮助我，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分工不同。这样分工你愿意吗？”

我用力点点头：“愿意。”

“嗯，那就看看我们谁服务得好。”毛泽东握住我手，轻轻摇。从此，我便留在了他身边。

又该我值正班了。卫士张仙鹏嘱咐：毛主席没睡觉，你要注意呢。

我便有些紧张。卫士长说过，每逢大事，毛泽东常常几天几夜不睡，紧张疲劳过度，情绪容易起伏。卫士既要劝他吃饭睡觉，又不能影响他思考和工作。不但需要忠诚，还必须足够机灵。否则，主席也有发脾气的时候。

这天，毛泽东是在书房办公，两堆文件都叠有一尺高。他左手夹烟，右手抓笔，阅读文件时眉头稍稍聚拢，全神贯注。落笔批示前，有时要吮两下嘴唇。

我轻轻走到主席办公桌旁，捧走烟灰缸。好家伙！光是烟头也足够我们四名卫士抽一天。那时，我不懂尼古丁，可也知道烟抽多了爱咳嗽，嗓子疼。便照卫士长教的办法，将主席的烟掰断几支，半支半支地插入烟嘴。

我的目光落到茶杯上。照规律，一个小时左右续一次水……可是毛泽东已经端起茶杯。糟糕，没水了。主席放茶杯的同时，眼皮掀了掀，目光在我脸上一触即离，茶杯落桌有声。我的心便跟着一震。忙去拿杯子。

“嗯。”毛主席咳一声，我的手一抖，缩回来。主席已经抓过去茶杯，眼皮耷拉着，目光顺鼻梁而下，朝杯子里望。放下那支改变山河的红蓝铅笔，忽将三根指头插入水杯，一抠，残茶进了嘴巴，顺势用手背擦一下沾湿的嘴角，动作自然熟练，像老农民。

我目瞪口呆。

主席一边咀嚼，一边轻晃轻磕茶杯，一边继续看文件。喉咙里咕噜噜响过一道吞咽声。目光刚离开文件，手指又进了杯子，把后一点残茶抠进嘴里，茶杯便带声带响放回桌上。

我赶紧拿起空杯出来换茶。

毛泽东喜欢喝龙井茶，一天至少换两次新茶。我小声报告卫士长：“主席吃茶叶了，是不是嫌茶水不浓？”

李银桥毫不当回事：“吃茶怎么了？在陕北就吃。既然能提神，扔掉不是浪费？”

天渐渐黑下来。我注意到毛泽东穿了圆口黑布鞋的脚时而拍拍地。开始以为他坐久了活动活动血脉，次数多了，忽然想起什么，忙去看看温度计。真糟糕，才13度。

那时，中南海的暖气供应不好，室温常常保证不了20度。我望着黑下来的天悄悄琢磨，便琢磨出一个法子，出去灌了两只暖水袋。我在毛泽东的办公桌旁蹲下，轻轻地、轻轻地将暖水袋捂到主席脚面上。那只脚不再拍打地面，安静了。我将主席的双腿按摩一遍，然后撤身抬头。正要起身离开，忽然停住了。

在我的头顶上，探出一张亲切的面孔，红红的。目光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温暖，望着我，望着我……忽然，那嘴角抽动两下，眼睛变湿润了：“好，很好。谢谢，谢谢你。”

我的眼圈顿时也湿了，轻轻退去一边。

该给暖水袋换水时，我借机提醒他：“主席，你该吃饭了。”

毛泽东正在批写什么。头也不抬说：“怎么又吃饭了？”我说：“你已经快10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有这么长时间了？”毛泽东把后几个字写完，抬头望望我，又望望窗外，想了想说：“嗯，那就搞点饭吧。”

毛泽东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吃饭，或在书房，或在卧室。由我用食盒提来，两菜一汤，一碗二米饭（大米小米蒸在一起）。两个小碟，辣椒和霉豆腐。除非有客，毛泽东吃饭手不离卷。他斜坐木椅，两眼盯着报纸。大概是看到一篇好文章，那天的吃饭便生出特色：两目有神，神色朝着报纸起伏变化。嘴巴无滋无味，单调地重复咀嚼动作。右手像一只机械手，在菜盘和嘴之间运动，筷子始终落在一个盘子的一个位置上。结果，一盘炒空心菜只夹走少半边，筷子便夹不着菜了。

我悄悄转动菜盘，让主席的筷子落在有菜的位置，又及时将荤素两盘菜换个位置。

“嗯？”毛泽东嚼了几口，突然一怔，目光转向饭桌，露出警惕之色，似乎在说：“味道不对呀！”他想吐掉嘴里的菜，我忙说：“是我把两盘菜掉了个个儿。”

“嗯。”毛泽东松口气，咽下嘴里的菜。“我说不对劲么。刚才还咯吱咯吱的，一下子变那么绵软呢……”他的目光又转向报纸。

“主席，吃饭的时候不要看了，影响消化。”我这点知识是保健医生教的。主席倒听劝，放下报纸端起碗，三扒两划将饭送入口，便撂了筷子，拿着报纸朝办公桌走去。我一把拉住他袖子：“主席，请你跟我出去走走。”

毛泽东盯住我，用鼻音长长嗯了一声：新官上任三把火啊。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喜欢深呼吸，一呼一吸都带了长长的声响，有时胸腔里也要哼出一道龙吟似的长音。他感觉这样舒服。

“几分钟了？”毛泽东问。

“别急，才五分钟。”

“小封啊，动物里什么飞得快？”

“大概……雁？天鹅！”

“不对，不对。告诉你吧，是一种雨燕，又叫山燕子。”

“那我知道了，尾巴毛尖尖的像针。”

“那么你说什么动物飞得高？”

“老鹰。”

“你是鹰鹫不分哪。飞高的是鹫，这么写。”毛泽东抓住我一只手，在掌心里写。我痒痒，忍也忍不住想笑。毛泽东便索性抓住不放，多写几遍，“别光笑，会写了吗？鹫，鹫，能在珠穆朗玛峰上空飞，在世界高峰的上空飞……”他一边说一边故意挠我的痒痒。

“鹫，鹫，我会写了，会写了。”我手心痒痒得拼命往回抽。

“现在几分钟了？”

“八分钟了。”

“我有一种感觉，你的表犯了路线错误，在倒退，在走回头路。”

“没有。主席，我的表从来不会倒着走。”

“1、2、3、4……”，毛泽东开始散步，数到120下，准备踏入书房的门，“现在10分钟了。”

我说：“主席，你该休息了。”

“不能睡哟。”毛泽东手指敲敲桌上的文件，“你服务得很好，我不把这些文件看完，就该输给你了。”

交班时，我嘱咐卫士田云玉：注意点，主席还没睡觉。

毛泽东这几天心情愉快，与容国团夺回一项世界不无关系。恰好国内外没什么大事，高兴了，他也玩几下乒乓球。

那天下午，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我们三个值副班的卫士打乒乓球。毛泽东看见了，便走进来参加：“我也来玩玩小球吧。”

平心而论，我球艺虽然差，若认真较量，未必会输给毛泽东。可是，我怎么好意思赢他老人家呢？便规规矩矩把球送过主席那边。

毛泽东打球可不规矩，像他指挥游击战、运动战一样，冒着出界和落网的危险，竭力将球打出变化：那球落得忽近忽远，忽左忽右。我便奔跑不迭，应接不暇，流下汗来。

我送过去一个高球。毛泽东忽然瞪大眼，虚张声势盯住我的右案角。以毛泽东的球艺，能把球打在右案角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做好了万一落案的接球准备。

毛泽东的球拍挥动一半，忽然抽回胸前。一推，只轻轻一推。乒乓球便奔我的左案角落来。球速很慢，可我的重心已经右倾，急切里扭转，便失去平衡，差点滑一跤，踉跄着后退两步，眼睁睁看着球落在左案角上，接着又不慌不忙弹起来，朝地面坠落。

毛泽东哈哈笑，吮一吮下唇，眉目活跃出生动的表情：“声东击西，杀你个顾头不顾尾。”

于是，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能使毛泽东高兴，松弛一下过度疲劳的脑筋，始终是我们卫士的心愿。

一盘球打完，李银桥来了，招呼我们去搬沙发。

毛泽东书房里的大沙发，准备搬去另一个房间。李银桥指挥我们几个卫士搬。沙发大门小，试过几次搬不出门，只好又放回原处。

毛泽东进来了，问：“怎么没搬出去？”

我说：“门太小，出不去。主席，干脆就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看着我们，在沙发左右踱步。时而望沙发，时而环顾书房，时而瞥一眼门，终于停住步，作严肃思考状。我们有些不安。不知谁小声嘀咕：“主席，要不然……”

毛泽东用手势打断，慢条斯理问：“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你们说说，是先盖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这所房子？”

我们立刻赧颜地低了头。

寂静中，有人吃吃窃笑，小声说：“盖这所房子的时候，中国大概还没有沙发呢。”

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出去继续散他的步。

“还愣什么？搬吧。”李银桥招呼一声，我们便又干起来。这次动了脑筋，不时变换方式，终于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靠背，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将沙发搬出了门。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不时笑着望望我们。沙发一出门，他便走过来问：“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

我说：“没错，是先盖房子后搬来沙发。”

毛泽东笑着说：“我也受到一个启发，有一点感想。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两个字，共产党就讲究认真。”后来，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表扬李银桥的工作时，将这句话精练为：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讲“认真”。当天，他在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公开发表了这一言论。

毛泽东带我们去游泳池学游泳。他说：“中国那么多大江大河大海大湖，你们都是旱鸭子可不行。”

毛泽东站在池水中，让我们卫士环绕他四周。老人家兴致很高，下操一样大声喝令：“憋气！”

我们卫士立刻都憋了气。有的鼓嘴，有的瞪眼。

“听口令扎下头去，别害怕——下去！”毛泽东一声令下，扑通，率先将头扎入水。

扑通通，我们跟着将头扎入水。

片刻，毛泽东唿隆一声冒出头，见我们跟着冒出头，便喊：“喘气！再下去！”

可是，我呛水了。吭吭直咳便想朝岸上爬。

“浙江人不去游水，该打屁股。”毛泽东并没有打我屁股，大手不轻不重打在我背上。我便咳得更欢，还夹带着笑。只听毛泽东喊：“莫用鼻子，用嘴喘气。听命令。憋气！下去！”

扑通通，我们又随毛泽东将头扎入水中。工夫不大又唿隆隆冒出水面……

就这么“扑通”“嗯隆”一番，我们几个卫士竟都学会了游泳。真快！后来，我们随他老人家游邕江、游长江、游湘江……毛泽东游到哪里，我们便跟到哪里。

每次游过泳，无论室内室外，春夏秋冬，毛泽东必要晒晒太阳。老人家酷爱阳光。他说：“一个人哪，还是要多见光。晒太阳就是身体上的消毒，增强抵抗能力。”

毛泽东要开会去了，朝我吩咐：“你把鞋子给我弄来。”他老人家湖南口音浓，鞋子不叫鞋子，听音是“孩子”。偏我又是浙江人，不知怎么搞的就听成了“桃子”。

我撒腿就跑，跑到厨房。

“快，侯师傅，桃子，快找个桃子。主席要吃桃子。”

“桃子？桃子……”侯师傅急得团团转，一拍大胆，想起什么似地跑出去。真行，很快找来一个大桃子。

我捧着桃子跑到主席书房，气喘吁吁。停步平息一下，才进去……

“主席，给。我把桃子递过去。”

毛泽东放下手中那本《 楚辞 》，望着我发愣。

我捧着桃子也跟着主席发愣。

忽然，毛泽东扑哧一笑。看看桃子又看看我，越笑越开心。

于是，我也嘿嘿窘笑。笑得很僵硬。

“鞋子，我让你弄鞋子来。”毛泽东提起右脚，左手指着脚说。接着又忍不住笑。这一来，我也笑出了声。笑得自然轻松了。

我给主席拎来那双棕色大头皮鞋。至于那个红白水嫩的大桃子，自然落进我的肚皮。

会议刚开一半，李银桥便皱紧了眉头：“这么说，主席已经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

“还喝过两茶缸麦片粥。”有人小声补充。

李银桥的目光从几名卫士脸上划过，后落在我身上：“小封，下一班是你吧？”

“嗯。”我眉毛攒紧，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正是毛泽东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和召开高国务会议的前夕。每逢大事，主席那没有规律的生活规律便被破坏得更无规律可言。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有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工作的习惯。其实不尽然。稍遇大事，主席的睡眠便不以时间为准，只依脑筋疲劳程度来决定了。全国全世界能有哪月哪周不出点大事呢？所以我们从来不统计毛泽东每天睡多少小时，那样算不清。我们只计算毛泽东一星期睡多少小时。我的记忆中，毛泽东一星期睡眠不超过30小时。有次睡了35小时，大家还高兴得喝了酒。

毛泽东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简直是太艰苦了！好了么，四菜一汤。差了么，一碗面条。很多时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电炉上烧一缸麦片粥，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做的霉豆腐喝下去，便算吃了一餐饭。24小时，他吃两餐时候多，也有吃三餐或一餐的时候。这情况如今讲给周围人听，他们多数不信。他们习惯拿身边的某局长某书记或某某县太爷作比较。他们就忘了，若是这某局长某书记或某某县太爷真能以主席为榜样，岂不是也可以变得伟大一点吗？我们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入口的东西是必经我们之手的。在我跟随毛泽东身边的十来年中，他没吃过任何补品。若一定说他吃什么补品也可以：当他脑力消耗过度，饥饿感强烈时，必要吩咐一声：“来碗红烧肉吧？肥点的，补补脑子”。我来到主席身边时，卫士长告诉了主席这个习惯。我离开主席身边时，他仍是这个习惯。卫士中有个小李，现在在某公司任副经理，与外商少不了饭桌上的交道。他曾感叹：“唉，我经常一顿饭就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哟……我是没脸见他老人家了！”

李银桥还在望着我，目光忧虑、焦急、沉重。嘴角嚅动，半天只喃喃出一句：“想想办法，要想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啊？难道强迫主席吃饭睡觉？那样主席是会发脾气的，会把我赶走……

夜深了，我陪伴着主席，心里一个劲咕哝。老人家已是三天两夜了……

忽然，主席将头朝上仰去，以手加额，揉着、捏着、张开嘴，深深地、深深地吸气。我抓住时机，几步赶到主席桌旁，小声劝：“主席，您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吃的来吧？”

毛泽东放下手，布满红丝的眼睛望住我，倦容已是无法掩饰。他沉重地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用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我张了张嘴，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低头又看又写。我不敢说话了。经验告诉我，这个时候多说一个字也会引得主席发脾气。

我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不料还是惊动了侯师傅。他眨着两只焦急的眼，朝我嚷：“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我苦笑摇头：“主席说让烤两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侯师傅闭口无言。他也不敢惹主席生气。

我烤熟了6个小芋头，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去。一进门，听到鼾声响亮。毛泽东睡觉打呼噜很响。他斜靠着床上的靠垫，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笔，就那么睡着了。这种情况我过去不少遇上，不敢叫醒他。毛泽东睡觉极少极轻，一旦入睡，不容惊醒，惊醒了必定发脾气。我把碟子放在暖气上。防止芋头凉。然后退到门口坐等。刚坐下眼皮就发沉，忙又站起来。站着不会误事。

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咳嗽一声。我忙进去，双手捧了碟子，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噢，想吃了，拿来吧。”

我将碟子放在办公桌上，毛泽东过来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着身子，吟诵他过去作的一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我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亮了。他老人家剥出半个芋头，便咬下一口，边咀嚼，边继续剥皮，嘴里嘟嘟囔囔还在吟。见他自得其乐，我便悄悄退出屋，立在门口等候。我太困了，吹吹凉风可以保持清醒。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隐隐听到呼噜声复起，我轻手轻脚走进屋。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了，老人家头歪在右肩一侧已经睡着。

我踮着脚走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与往常有异。探过头去仔细打量，接着又揉一揉眼。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芋头，另外半个还拿在手里，嘴里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微微战栗着！我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忙再揉揉眼。放下碟子，轻轻地、轻轻地去抠主席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惊醒了。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瞪住我，气冲冲大声问：“怎么回事？”

“主席！”我叫了一声，哭了。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一句话也讲不出。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啰。”他望着我说，“好吧，小封，我休息吧。”

为了使主席睡好，依照惯例，睡前我先搀他上过厕所，再帮他擦一遍澡。

毛泽东太疲倦，由于久坐血液不得流通，全身难受。我帮他擦背，他哼哼着说：“用点劲，好，再用点劲。”

大概是在外面灌了冷风，我感觉肚里有股冷气乱窜，便尽力往回憋。可是给主席搓背也须用力，于是，那股冷气便失控了。

我放了一个屁，声音很大，脸也立刻跟着烧起来。在主席面前放这么响的屁多不好意思啊？

果然。毛泽东缓缓扭头，慢声慢气问：“小封哪，你在那里搞什么小动作啊？”

“对不起，主席。我，我放了一个……屁。”

“哎。不是屁吧？那是气。折腾你们休息不好，应该我说对不起么。”

“不、不是的。主席，是屁，不是气。”

“不是屁，是放了气。有气放出来好。宁在主席面前丢丑。莫让冷气攻心么。”

我扑哧一声笑了。紧张局促全消失，声音也变得自然：“主席真幽默。你说是气就是气吧……

毛泽东也笑了，说：“活人哪个不放屁？屁者气也，五谷杂粮之味也……”

从这一天起，我跟毛泽东就像家里人一样亲近随便了。

值班室的电铃响了。我丢下手中的语文书，忙朝主席卧室赶去。

进城后，毛泽东和江青分居两室，很少在一起。老人家的起居生活由我们卫士具体照料。

正如人们参观中南海见到的那样。毛泽东始终睡一张木板床。虽有五尺宽，大部分却被书籍占据了。后来我从电影中再见到那张床时，泪水便止不住流。床上的一切都和我30年前次走进毛泽东卧室时见到的一样。那里外白布的被褥，用块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

老人家躺在床上，斜倚一个靠枕，正在读报。全国性大报自不必说，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主席每天都要过目一遍，看不完便在起床后接着看。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的生活除了开会、接见、外出视察，剩下来的内容基本可以概括为看书、读报、著书、批阅文件，就连理发的一点时间他也不浪费。他规定，理发只能用10分钟，剃须只许用5分钟。理发的10分钟他也拿了书报阅读，只有剃须的时候才释卷。

我替主席涮一条毛巾递过去。他放下报纸。用湿毛巾擦擦手脸。有时也随心所欲地用这条毛巾擦擦身体的其他部位。他丢下毛巾，便继续看报，直到看完那份报纸，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淡漠的目光凝视着前方某一点，石雕一般。

他在思考。他总是思考、思考、思考……

忽然，他眸子里闪出一道光亮，眼球轻轻转动，深深呼出一口气：“嗯，我起床吧。”

我帮主席穿衣。老人家喜欢穿旧衣服布衣服，穿着软和。他的内衣裤由我们卫士缝补浆洗，外衣制服送王府井洗衣店洗。不经主席同意，没人敢扔他一件旧衣裤，哪怕破得补不住。也没人敢擅自替主席买新衣，买来会挨批。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主席没添一件新衣。制服袖子磨破两次，都是送王府井织补好后继续穿。

毛泽东喜欢穿长筒线袜。穿到脚上，我才发现脚背上又磨破一个洞。我帮他脱下补，劲用大了些，一个洞变成了三个洞。

“主席，换双新的吧？”我抬起头问。

“嫌补着麻烦了？”

“这袜子都糟了。”

“我穿几天磨破一个洞，你动一动手就弄破两个洞，看来不能全怪我的袜子糟。”

真拿他老人家没办法，越老越固执。我只好取针线将那破口吊几针，重新帮他穿好。并且半认真半玩笑地提醒：“主席，接见外宾坐就坐，别老往前伸脚。”

“为什么？”

“一伸就露出袜子了。家丑不能外扬。”

毛泽东笑了：“小鬼，就数你聪明！”

我把他的圆口黑布鞋拿过来：“走路也要小心，这鞋底磨得不比纸厚，踩了钉子就糟了。”

毛泽东不笑了，望着我认真地说：“讲吧，都是老话。不讲吧，还真不行。这比红军时候强多了，比延安时期也强多了。艰难时期节约，可以说是逼的。富了还讲节约，没人逼就要靠自觉了。要靠思想觉悟呢。”

我不免愧疚，赧颜地垂了头。

我照顾主席洗脸刷牙。我在他身边的十来年，老人家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使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也从未抹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刷牙的牙刷也是用到几乎没毛才换。而且不用牙膏，只用牙粉。老人家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在延安就是用牙粉，我用惯了。”

毛泽东吃饭，我侍立一旁观察。老人家不吃牛奶面包，吃豆粥小菜。一双毛竹筷子不时戳向辣椒和霉豆腐。每逢看到毛竹筷子，我总想起一个故事。

毛泽东外出，我们总要为他带上毛竹筷子。有次去广东，我忘了带。住宾馆，那里全是象牙筷子。要吃饭了，我跑去厨房要竹筷子。服务员笑道：“竹筷子？我们大饭店哪能用竹筷子？我们全是象牙筷子。”无奈，那就用象牙筷子吧。可是，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我们不用这么的筷子”。我忙又找服务员，从服务员家里弄来双毛竹筷子，一长一短一粗一细，不配套。我不安地将筷子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使用一边说：“不错。用着很好。象牙筷子太重，还是竹筷子好。”

饭后，毛泽东开始办公。我替他沏好一杯龙井茶，又将两支烟掰作四截，插入烟嘴。

毛泽东刚坐下，忽然想起什么，右手抬起来，由里向外轻轻一挥：“你去吧，上课去。”

我心里一阵热。毛泽东这几天正忙，仍然没忘记我们上课的事！

那是1954年，毛泽东把叶子龙和李银桥叫去，提议办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他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我身边的人文化程度都太低，不学习不行。教育不普及，文化不提高，国家就富强不起来。他让李银桥从他工资中拿钱，由张管理员买来书包、笔墨、字典、作业本和课本，给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和我们一组的卫士每人一套，并且以他的名义请来老师为我们上课。从1954年到1957年，我们都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现在是我值正班，怎么好离开主席？我说：“现在我值班，不去了，回头可以找人补。”毛泽东说：“你去吧，把暖瓶放这里就行。你们年轻，不要把年轻的时间荒废掉。”

还能说什么呢？毛泽东极看重学习，他要求我们的事情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到。那么大年纪，为接见外宾需要，仍坚持学英语。他湖南口音重，普通话都讲不好，学英语更困难。英文版的《 北京周报 》他每期必读，一定要读出声，请老师帮助纠正口音。反复练习。我劝他：“休息吧？”他总说：“学一点总比不学好。”

上课回来，我径直赶到毛泽东卧室。主席办公有时在书房。有时就在卧室。

件事就是给主席倒烟灰缸、换茶水。

毛泽东抬起头，随即伸出左手：“拿来我看看吧？”

毛泽东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本。我早有准备，忙将本子递过去。毛主席先看了分数，喜形于色：“嗯，好。又进步了。”

我也高兴，面有得意之色。作业本上，老师用红笔给我打了一个大大的“5”。

可是，毛泽东还在看我的作业，看得很仔细。笑容渐渐消失，“嘿”了一声说：“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马大哈呀。”

我紧张了，把脸凑过去看。那是我默写的白居易的诗《 卖炭翁 》。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行的下边划道：“这句怎么念。”

“心忧炭贱愿天寒。”

“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

我脸红了，抓挠头皮窘笑。

“这句怎么念？”

“晓驾炭车碾冰辙。”

“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毛泽东抓起笔给我改作业，“虚有5分，名不副实。”

于是，我的5分变成了3分。

机关业余学校有5位老师，其实我还有第6位老师，就是毛泽东。那5位老师每人只教我一门功课，毛泽东哪门功课都教过我。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老人家都为我花了很大心血。即便平日里写家信，也常帮我改正错别字。那个“的、地、得”的用法，毛泽东就给我讲过不止三遍。

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住在刘庄宾馆。据说这里又叫水竹居，原为晚清刘学询别墅。背山濒水，环境幽静。1954年以来经过建筑师精心设计改建之后，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诸楼台水榭，尤具东方园林特色，被誉为西湖名园。

平日，老人家常询问我爸爸妈妈怎样？问我给家里写信没有？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便说：“小封啊，你回家看看吧。”他专门委托罗秘书买了东西陪我去探望父母。

从父母那里回来，我立刻赶去主席休息的房间。因为又轮我值班了。何况，今天是1958年6月30日，明天是党的生日。毛泽东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今晚应该劝他睡一觉。

毛泽东坐一张藤椅上，正在看报。我轻步走近，那是当天的《 人民日报 》。

“主席，我回来了。”

“唔。爸爸妈妈都好吧？”

“都很好。他们……”

我没有讲下去。因为毛泽东只瞟了我一眼便又将目光转向报纸。他的神色告诉我，他正在思考，全部精力都聚集在那张报纸上，嘴唇嚅动着，像是念念有词。听不出念什么，是一串串绵长而抑扬顿挫的哼哼声，头也不时轻晃几下。工夫大了，我便有些困惑。主席虽然用两手张开报纸，目光却并未在上面流连。淡漠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莫非出了什么大事？我悄悄望报。张开的两版，既没有套红，又没有大块黑体字，似乎全是一些“豆腐块”。

然而，那报纸肯定有名堂。毛泽东将报纸精心折两折，起身踱到窗前，停步深吸一口气，又踱回桌旁在椅子上坐下，抬起手中的报纸看，很快又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去，上身靠着靠枕。眼望天花板。接着又站起来踱步……

他显出激动，且时时宽慰地舒口长气。

他回到床上，半躺半坐，斜靠着靠枕。他又拿起那张报纸看，头也不抬说：“你把笔和纸拿来。”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我拿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交给他。他将报纸垫在白纸下边，鼻子里唱歌似地哼哼两声，便落下笔去。不曾写得四五个字，立刻涂掉。摇晃着头又哼，哼过又落笔。

我从来不曾见主席这种办公法，大为诧异，却无论如何听不出他哼什么。

就这样，毛泽东写了涂，涂了哼，哼过又写。涂涂写写，哼来哼去，精神头越来越大。终于，我听清这样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莫非是做诗？我仍然不敢肯定。

毛泽东忽然欠起身，用手拍拍身后的靠枕。长期生活在主席身边，我已善解他的意图，忙过去抱被子，将他的靠枕垫高些。扶他重新躺好。于是，我看清了那张涂抹成一团的纸。字很草，天书一样看不懂。

“主席，你哼哼啥呀？天快亮了，明天你还要开会呢。”我借机提醒老人家。”

“睡不着呀。”毛泽东撤开稿纸，指点下面的报纸：“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不容易啊！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那该多好呀。”

我低下头去看，那条消息是很小一块“豆腐块”。就是这样一块“小豆腐”主席也没丢掉。看到了，激动了，睡不着觉，做诗了！

毛泽东继续哼了写，写了涂，涂了又哼，哼过又写。折腾有两个多小时，轻轻一拍大腿，说：“小封哪，你听听怎么样？——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说实话，这两首七律诗放我面前读十遍，没有注解我也未必能说出多少道道儿。但是，我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美感。“日行八万里”、“遥看一千河”、“红雨随心”、“青山着意”、“天连五岭”、“地动三河”这样的句子，经主席那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诵出，竟然使我着迷。朦胧中像在听一首美妙动人的抒情曲，而像漫游在神秘的童话世界中。我真心诚意他说：“真好。大好了！”

毛泽东望着我：“什么地方好？”

我张了张嘴；说：“句句都好。”

“那你明白意思吗？”

“我……反正我听着就是好。”

“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真好，太好了。”

我说：“人民好，诗也好。”

“嗯。”毛泽东欣然下床，转转腰，晃晃头，做几个扩胸动作，然后上厕所。

我说：“主席睡觉吧？下午还要开会呢。”

毛泽东不语，眼睛闪闪发亮，在房间里走了走，走到窗前。哗啦！拉开了窗帘。一边朝外张望，一边自言自语：“天是亮了么？亮了！”

我也朝外望。东方的天际，火红的朝霞像山一般踊跃，浪一般翻腾。

毛泽东没有睡，走到办公桌旁，抓起毛笔，蘸了墨又写那两首诗，并且再修改一番。说：“你去把秘书叫来。”

我叫来秘书。毛泽东交代：“你把这个拿去誊誊。”

秘书拿走诗稿。毛泽东重又拿起6月30日《 人民日报 》，重又读那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他一上午又没睡，接着便去参加下午的会议。

夜深了，韶山宾馆里，毛泽东的卧室仍然亮着灯。

一般外出视察，主席往往改变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的习惯。这天上午他就是七八点钟起来绕村转一圈，转着转着就上了村子对面的小山头。山上有座孤零零的坟。毛泽东在坟前肃立，垂下头去。我们才明白这是老人家父母合葬的坟。

也许是思念父母？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不能入睡。他靠在被子上吩咐：“小封，你把纸和笔拿来。”

毛泽东又要做诗了。仍然是垫着报纸，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了涂，涂了写，不时哼哼出声。当哼声停止，凝神默想时，我发现主席眼圈有些红，湿漉漉的，老人家动感情了。我仿佛又看到他手指水塘说：“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塘子里游泳，那时候还没有见过长江。”

毛泽东轻轻合上眼。我看到他的胸脯在微微起伏，里面像有什么东西在咕哝。良久，他抬起眼皮，粗粗地呼口气，继续写，继续涂，继续哼。像上次做诗一样，反复很久。

“小封哪，我起来吧。”毛泽东望着诗稿说。

我扶主席下床。老人家在屋里走来走去，小声吟诵：“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这一次，我感觉自己全听懂了。仿佛32年的人民革命史，波澜壮阔地从眼前掠过……随即又消失，面前只立着凝思默想的毛泽东。

“主席，该休息了。”我小声说。

毛泽东抓起毛笔，重新写好诗稿，交秘书拿走后，又服一次安眠药，然后才上床。

我便替主席按摩两腿。每次睡前按摩，都是主席和我们拉家常的时候。大事小事随便聊，发牢骚骂娘也可以。毛泽东常说：我需要一些这种随便的生活，越随便越好，总把我当主席我受不了。

“唉，人生易老啊。”毛泽东叹气，“你已经不是娃娃了。银桥肚皮都起来了。”

我扑哧一笑，在小水库游泳时，毛泽东拍打李银桥肚皮说：“你也有肚子了，快朝我看齐了。”为此，李银桥揉着肚皮直犯愁。

我说：“人总归是要老的么。银桥不想老，我也不高兴总当娃娃的呀。”

“你自然不高兴总当娃娃，总当娃娃便讨不了老婆了。”

我红了脸低下头。在中南海跳舞时，我认识了战友文工团一位漂亮的女演员，谈了一段恋爱，刚吹了。这件事毛泽东全知道，曾多次关心询问。

“我的卫士不发愁，要有信心么。”毛主席轻轻拍打我的头。

我说：“不发愁么也不是什么高兴事了。”

毛泽东放低声音，像父亲开导儿子那样慢条斯理地对我说：“老婆不是花瓶，不是为了摆着看。讨老婆不能光挑长相，还是找温柔贤惠的好。自己进步，又能支持丈夫进步，那多好啊！家里和和睦睦，出去干工作也有劲。你说呢？”

我赧颜地闷声不响。

毛泽东笑了：“当然，挺精神的小伙子么，硬塞给你个麻子当老婆。也是不行的。总要自己看着舒服才好。而且，彼此都要看着舒服。”

我扑哧又笑。毛泽东也笑，笑得很开心。

毛泽东收住笑，换了一种严肃的口气说：“一定要先看思想，看性格，其次才是长相。思想一致，性格合得来，婚后才会幸福。要不然的话……”老人家稍稍停顿一下，眼神变得黯淡，叹了一声，“唉，是要背包袱的。”

我没有做声。听卫士长讲，毛泽东说过江青是他的一个“政治包袱”。

到了合肥，在省委组织的舞会上，我又认识了一位姑娘。看来我是到了该讨老婆的年龄了。跳舞时心里总发热，浑身细胞充血膨胀，精力多得用不完似的。我从前不像这么热情活泼，现在却被一致认为是“活跃分子”。很快我便同那位姑娘“谈”上了。她是安徽省话剧团的一位演员。

我们几名卫士间是无密可保的。小张、小田还有卫士长都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事情是我自己闹到了主席面前。

那天，我们和毛泽东一道吹牛聊天。这种时候是无话不说，没大没小的。既可以贫嘴，也可以动手动脚。

我首先发难：“主席，今天我要打瞌睡你可别怪，要怪怪小田。昨夜里他翻饼子，床板响一夜，吵得我没合眼。”

毛泽东感情丰富，有时候很容易相信人。见我一本正经，便认真起来问：“是不是娘老子又病了？”

这下子小田可满脸通红。上次在北戴河，他接到家里电报：“母病重速归”。当时主席身边人手少，不够用。可是听到这个消息，仍然命秘书从他稿费里支一笔钱，帮助小田回家探母。小田回到家里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干得正欢腾。一问，原来是想儿子拍了假电报。主席听到实情后，不但不批评，反而感慨万千：“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这回你们该懂了吧？所以说，不孝敬父母，天理难容。”

田云玉急得两手乱划：“主席，他造谣，造谣……”

我一边笑一边说：“娘老子没病；是西子姑娘病了。那边相思。这边也睡不着。”

毛泽东随我们一道笑，冲小田说：“好事么，不爱不相思。”

田云玉手指头快捅住我鼻子了，叫嚷着说：“我们谈两年了，热了凉，凉了热，至于吗？他才是发高烧呢。主席你还不知道？他来合肥又跳上了一个。”

“真的吗？”毛泽东望着我。

“没错。”田云玉抢着说，“这么搂着人家转，转晕了就甜言蜜语说悄悄话……”

我狼狈透了，周围是一片笑声。

张仙鹏说：“主席，我作证。小封跳舞跳上个对象，满不错的。”

我拔腿就逃，却被主席下令，让小田把我抓住拖回来。毛泽东问：“怎么个情况呀？别搞封锁。她叫什么？”

我有些忸怩。张仙鹏便说出那姑娘姓名，并介绍说：“跟咱们跳舞的那个话剧团演员。”

毛泽东根据张仙鹏的描述回忆一番，望着我说：“小封，你是不是速胜论呀？”

我摇晃着身子不做声，那姑娘的舞姿总是在眼前晃。

“这个人好不好呀？她的情况你全了解吗？”毛泽东把身体仰靠到沙发上，接着说：“不要一时头脑发热，要多了解了解。”

隔天，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夫妇来看望主席。谈过几句话。毛泽东突然指指我说：“我们小封跳舞，认识你们这里话剧团一个演员小×，这个人怎么样啊？”

曾希圣夫妇互相问询，摇摇头：“不了解。”

毛泽东说：“你看我们小封，又年轻又机灵，小伙子不错吧？”

曾希圣夫妇笑着连连点头：“主席身边的人，那还用说吗？”

毛泽东说：“怎么样，帮个忙吧？你们本乡本土的，帮助了解了解。”

曾希圣夫妇说：“行。这事就交我们好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情况了解来了。对主席说：“哎呀，不大适合。女方比小封岁数大，快大三岁了。”

“这不算大问题吧？”毛泽东望住我，“女大三，抱金砖。何况人家长得年轻。”

我虽然不语，却遗憾地低下头。

曾希圣夫妇又说：“还没讲完呢。她已经生过小孩，是离过婚的……”

毛泽东又望着我问：“怎么样？小封。给你个拖个油瓶行不行啊？要说心里话。”

我真难为情，可还是摇了摇头。

毛泽东笑了，安慰一句：“关系还没确定，还是自愿为原则。”他对曾希圣夫妇说：“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点的，方方面面满意些的姑娘。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对不住你们那位演员了。”

曾希圣夫妇刚走，毛泽东便捅了我一指头：“懂了吧？失败主义不行，速胜论也不行，看来还得搞点持久战。”

然而，有毛泽东帮忙，我便不曾打持久战。

上庐山后，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妇来看望主席。谈天中。毛泽东对杨尚奎的爱人说：“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了。你那边老俵很多么，帮忙找一个吧？”

水静笑着说：“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一个个都长得那么精神。”

“小封，找个老俵好不好啊？”毛泽东问。

不容我张嘴，叶子龙和李银桥已经哄喊起来：“好啊，江西老俵好啊。拉一个出色的来谈谈看吧。”

水静眼珠朝上转着略一思索，说：“你们一八七号楼的小郑好不好？叫郑义修，是省医院的护士。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才行。”

李银桥跟着说：“能在主席身边服务，也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才行。”

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朝沙发上一靠，把腿伸出去放松，便露出了补丁线袜。满意地说：“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

于是，我和郑义修同志谈上了。庐山会议开得紧张激烈，我们俩悄悄密谈得轻松愉快。下山时，彼此已经有些恋恋不舍。

以后，每逢我陪主席散步聊天，主席总要问问：“小郑给你来信了没有呀？”

“来了。”我把信递给主席，请他看。回信也要请他看，请他修改。毛泽东每次都要认真帮我改错别字，一边改一边说：“要加强学习。写了错别字人家是要看不起的。改过的错字你要记住，下次不能再写错。”

终于。有那么一封信毛泽东看过以后，笑了。说：“小郑发信号了。你该朝前迈一步了，升升温。这种事还是男的主动些好，姑娘总是要比小伙子顾些面子么。”

于是，以后写信我便加上了“亲爱的”。毛泽东再问我小郑来信没有时，我的脸红了，不自然地掏出信。毛泽东哈哈一笑，手在胸前划一个弧：“不看了，不看了，大局已定，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了。”

1961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我和郑义修同志结婚了。第二天傍晚，我们去看毛泽东。他满面笑容，让我们坐他对面。毛主席望住我爱人问：“小郑，今年多大了？”

“22岁。”

“比小封小3岁。爸爸妈妈干什么？”

“退休了。我们兄弟姐妹都能照料他们。”

“那好么，要孝敬父母。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还肯为别人服务吗？当然不会。”

我悄悄捅小郑，她便起身走近毛泽东，剥一块水果糖：“毛主席，请您吃我们一块喜糖吧？”

“好啊，甜甜蜜蜜。”毛泽东把糖含入嘴里，说：“你们结婚后要互相多关心多爱护，和和睦睦，白头到老。”

随后，他和我们合了一张影。

上午十点多，风停了。阳光很好，但是天气依然冷。我理正衣冠走进毛泽东卧室。

老人家又是一夜没睡。

桌子上放着各地来电，特别是安徽、山东，各专区报来了死亡人数。饥饿的“盲流”一股一股在中国大地上游窜。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只有一种求生的本能。寻找一切可以咽进去的东西，咀嚼，吞咽。他们的胃口惊人，仿佛就是一块铜铁也能消化掉，变成热力，来维持一个民族的生存，以求“有朝一日”……

毛泽东躺在他那张过于简朴，但又很适合国情的木板床上。身上搭了三条补丁连缀的毛巾被，倚着靠枕看文件。

走到床边，我发现他眼神忧郁，目光黯淡，一动不动，他在沉思默想。

他老了，眼角发散出的皱纹刺得我心疼，头发一根一根悄然变白。半年多来，我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工作一天。周总理一次次来劝：“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送上门来一网兜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将文件放在身边摆满的书籍上，小声说：“小封啊，我起来吧。”

我递过去衣服，照顾老人家起床。他穿衣过程中，始终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起来便走到沙发旁，坐下。由于营养不良，他体质下降。思考问题不再走来走去，喜欢坐着。

我理好床铺，回头望着毛泽东。他面对着我，却并没看我，好像面前是一片荒野，独个儿神情郁郁，忧思重重。

“主席，我给你煮缸麦片粥吧？”

毛泽东摇头，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指。我帮他取烟。没有折断，整支递给他。他下意识地在手中揉捏，依然在思考、思考……他吸气时没有声响，呼气又粗又重，清晰可闻。我感觉他呼出的气湿漉漉的，他的心在流泪。昨天他拿着报告饿死人的电报，便是这样呼气，手臂轻轻抖。

嚓，我划燃火柴，毛泽东吸燃烟，深深吸一口。那烟闪耀着往后燃去，一口气几乎燃掉1/3长。毛泽东身体向后一仰。靠住沙发，憋了很久才吐出。于是，他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

烟雾中，传出毛泽东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和盐多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不曾夹住菜便又放下了，环顾我们7个人。于是，我们也停住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哪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

我们纷纷点头。

毛泽东手指叶子龙和李银桥：“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

叶子龙和李银桥小声答应：“是，主席。”

毛泽东又看看我：“小封啊，你去不去？”

我说：“去。”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

这时，他又环顾我们6人，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老人家显出格外激动痛苦。我想起前年、去年随毛泽东视察各地时的情景。不少头脑发热的负责干部说假话，搞欺骗，毛泽东当时就批过一些人：“你们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你们那个十万斤，我当时就讲了不可能。你们还是在报纸上捅出去……”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我们也吃不下去，纷纷放了筷子。

夜里，我用电炉子替毛泽东煮了一大缸麦片粥，劝他喝下，又劝他睡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摇头。“全国人民遭灾了，我哪里睡得着啊！”

他靠在床上，我帮他按摩失去弹性的腿脚，一边听他讲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大灾荒，听他讲当年红军吃树皮咽草根的斗争生活，听他讲革命的道理和高理想。

毛泽东伸出一只手，抚着我后背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哪里，他们都能作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我含着泪点头：“主席，我一定说真话。”

毛泽东下床，到办公桌那里坐下，写了一封信，是用铅笔写在宣纸上的。这封信的内容，我大致记忆是这样：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各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

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我们一行6人去了河南信阳。走前，毛泽东同我们集体合影。半年后我们回来汇报了真实情况：大办食堂并不好。之后，我们又去江西劳动半年。到江西时，中央已下指示，取消大食堂。

一年后再见毛泽东，老人家又同我们集体合影，还与每个人单独合影一张。出发前的合影与回来后的合影对比，毛泽东显得苍老了许多，皱纹多了，深了，头发白了不少。

1962年底，我离开了毛泽东，调回杭州市公安局警卫处工作。我拉住毛泽东的手哭了。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娃娃，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国家公安干部，每前进一步，都有毛泽东的心血。我在老人家身边长高几寸，长胖几十斤，学得了文化，明白了道理，增长了才智，还娶妻生子，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但是，毛泽东说：“我也舍不得你走。可是，我也要为你的前途考虑啊……下去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5年过去了。毛泽东的笑貌音容无时无刻不活跃在我心中。我始终觉得我是毛泽东身边的人。


韩桂馨，一名普通的劳动妇女。手背上露着青筋，目光善良柔和，身上弥漫着恬静纯朴的神气。我们很熟，她讲话总是那么从容朴实、显出“过来人”的宽容和威实。

1947年9月30日，我17岁，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几天后。傅连璋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

“韩桂馨同志，李若要调走了，你去接她的班，到主席身边工作，你愿意去吗？”

“愿意。”我很激动，感觉到组织上的信任。

“那好，主席现在住神泉堡。陕北形势好转，江青同志已经来到河东接李讷，你随她一起去吧。孩子到了上学年纪，上不了学，你不是高小毕业吗？要帮助她识字读书。”傅连璋同志说着，拿笔写了几张纸，把注意事项全部写清，还特意关照说：“江青是主席的生活秘书，管你们这一摊。遇事多向她请示，搞好关系。”

后来我得知，傅连璋所言“这一摊”其实只有卫士组三名卫士加上我这名阿姨。江青在延安以及转战陕北期间，没干什么大事，只是负责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她自己对此不满，有牢骚。政治局常委先后几次提议给她较重要的职务和工作，毛泽东都行使主席的否决权加以否决。直到1956年，毛泽东才同意江青担任较重要的工作，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样，成为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五大秘书之一，主要是帮助中共中央主席收集整理国际新闻。

记得那是1947年10月3日，我在山西临县三角镇双塔村次见到江青。那时她还不叫“四人帮”，她只是毛泽东的夫人。

走进院子，我便听到一个稚嫩的童音在唱戏，是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唱段。到窗口望望，只见一个脸蛋圆圆的小姑娘，头上包一块花头巾，腰间系一根麻绳子，手里抓一根木棍作船舵，边舞边唱。她前边立一位头上盘髻的女人，击掌作拍，不时指点示范。孩子发现了我，停住嘴不再唱。于是，我喊了声“报告”。

这就是我次见到江青和李讷，并且知道了江青会唱戏。

那时，江青还年轻，对我态度也和蔼。问过我的简况，便拍着依偎膝前的李讷说：“小韩阿姨，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真像拖了块豆腐似的。前段形势紧，整天行军打仗，只好送后方来。现在形势好些了，主席也想女儿，我接她回去。她爱闹扁桃腺炎、爱发烧。阿姨，你要多爱惜着点。”我说：“您放心吧，我会尽大努力的。”

李讷从小过动荡的艰苦生活，而且一直生活在革命队伍的集体环境中，所以不认生，很快便和我熟悉了，亲热了。江青显然很满意，解开当作枕头的包袱，送我几件衣物，有夹克航空装、列宁装，裤子和一双红皮鞋。我不肯要，她不依，一定要我收下，并且让我试穿。我从未穿过这种衣服，穿上后就像换了一个人。江青得意地围绕我转着，上下打量：“很合身么！这些衣服我平时都舍不得穿，我要送给你，一定要送给你。李讷也交给你，我相信你会带好她。”

于是，我不好再拒绝了。同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模糊感觉，似乎惶惑：以江青这样身份的人，办事怎么也带了某种社会上常见的习气？但那时，我主要还是从正面理解，看作是她对我的关心，对我表示的热情。

“来吧，现在让我给你理理头发。”江青将一块毛巾围在我脖子上，用剪刀替我理发，一边给我解释什么样的头型理什么样的头发好。讲着讲着就讲到了上海，讲到城里姑娘的打扮，讲到舞台和电影演员的现代生活。于是，我又知道了她曾是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对于我这个17岁的农村姑娘来说，她讲的一切我都感到那么神秘、新鲜。特别是当她把镜子拿我面前问：“怎么样，是不是漂亮多了？完全成一个城里姑娘了。”我朝镜子里瞟一眼，脸立刻红了。我承认，她确实会打扮。尽管她有些爱显示，喜欢表现自己。进城前，一些女同志还是愿意叫她梳剪头发的，她有时也替警卫人员理发，她自己当然更突出些。她皮肤白皙、头发又浓又黑，梳成两条大辫子，然后盘成一个髻。喜欢穿蓝旗袍或列宁装，有时也穿军装，剪裁很合适。军帽稍稍仰起在脑后，走路举止都露着当过女演员的痕迹。接触多了，我发现她争强好胜，不放过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去河西，她一路讲述转战陕北的故事，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她说：“在延安，女同志很多，那时环境安定么。后来都撤退了，只剩我自己。危险了么，天天行军打仗，毛主席不过黄河，我也决不过黄河。现在形势好转了，缓和了，女同志又渐渐多了。那时可是危险的呀，三支队一百多人，屁股后面天天牵着胡宗南的军队，有时牵四五个旅，有时十几个旅。我是不怕的……”

当时，毛泽东正在农村搞调查。我在黄河边的南河底村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我在延安也见过毛主席几次，但这次见面我仍然惊讶得目瞪口呆。生活中的毛泽东与公众场合出现的毛泽东是多么不同呵！

“娃娃，我的大娃娃，好娃娃！”毛泽东这样喊着，毫不在意身边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抱起李讷亲着，拍打着后背，拍一下喊一声：“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哟！”

李讷就喊：“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她给“小爸爸”表演一段“打渔杀家”。我看到毛泽东眼圈红了，湿漉漉的。

晚饭，毛泽东一家三口在一个饭桌上吃。那时河西由于胡宗南的20万人马烧杀抢掠，又吃又毁，粮食极端困难。毛泽东和大家一样天天吃咸水煮黑豆。这天晚饭是吃用黑豆压扁的“钱钱饭”，李讷吃得还挺香。她忽然问：“爸爸，为啥吃饭那么香，拉屎那么臭呀？”

大家都笑了，江青说：“吃饭怎么说起拉屎了？多脏多恶心哪，不要说了，吃完饭再说。”毛泽东却不在意，说问得好，并且给李讷详细解释了食品营养和人体消化、吸收以及排泄的道理。

毛泽东对女儿的疼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饭后他对我说：“阿姨，以后你就带李讷吃大食堂吧。”我有些发怔。大食堂一天两餐咸水煮黑豆，连皮都不去，大人吃了还光放屁拉不出屎，肚子胀得难受，一个小女孩子怎么受得了？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望望江青，江青大概不好出面说话，但是眼神已把意思表明。李银桥就劝道：“孩子才六岁，还是跟妈妈一起吃吧。”毛泽东把手臂弯着，大手由里向外一挥：“陕北老乡的娃娃吃黑豆一样长得壮，你不要说了。”

只此一句，大家全闭了嘴。以后我发现，毛泽东说定了的事，轻易不允许别人再反对。

第二天，我带着李讷，随毛泽东和江青转移到杨家沟，在那里住了近半年的时间。

行军中，江青骑了一匹大青马。那时，一切为了前方，好马都送到作战部队，后方使用的全是老马劣马。毛泽东骑的也是一匹老马，唯独江青骑的大青马是匹雄健的好马。这匹马本是贺老总送毛泽东的，毛泽东没有要，被江青要去了。那是1939年，江青喜欢驯烈马骑烈马。她生性好强，干什么事都要占上风。周恩来要去党校讲课，先到毛泽东那里请示一些问题，出来时，江青一定要送。她要和周恩来比赛骑马。中央首长骑的都是老马弱马，哪里比得过贺老总送来的这匹好马？江青打马从周恩来马旁冲过时，周恩来的马受惊，尥蹶子将周恩来摔落马下，右臂折断。经当时在延安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医治，未治好。后去莫斯科医治，效果仍不理想，留下残疾。毛泽东为此曾严厉斥责过江青。

初到杨家沟，已是秋末冬初。江青忙着给李讷做棉衣，织毛线衣。她针线活不错，李讷的衣服基本都是她做，无论裙子、布拉吉，还是棉衣棉裤。特别是织毛衣，织出灯笼袖，蜂窝一样的花。我不大会针线活，更不曾织过毛衣。她便说：“李讷的衣服不用你管了，你就给老板补衣服吧。”

撤出延安后，一直到进城初的几年，江青都把毛泽东称为“老板”。开始是为了转战中的保密，后来是叫习惯了。直到全国人民都叫惯了“毛主席万岁”，她才改口称毛泽东为主席。

毛泽东生活俭朴，随遇而安。衣服全是又旧又糟，补丁摞补丁。特别是衬衣衬裤，指头稍一用劲就能捅个洞。我又没干过针线活，补起来更吃力。记得补一件衬衣，本来袖子上只破一个洞，还没把那个洞补住，不小心针扎了手，一哆嗦，手指头又在袖子上捅出个新洞。我向卫士组组长反映情况：“李组长，主席的衣服全糟了，补不住，换件新的吧！”李银桥摇头：“不行啊，这要江青说了算。”我说：“那我去找江青。”他又摇头：“江青也得听主席的，主席不同意，谁也不敢给他换新的。”

“我去找主席说！”我年轻气盛，拿了衣服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写作，抬眼望着我说：“阿姨，麻烦你了。我们现在还困难，一切为了前方，节约一点是一点。你就辛苦些吧，谢谢你了。”

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好退回自己房间，一针一针小心翼翼缝补。第二天早晨，我把补好的衣服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还在写作，江青接过了衣服。她看看我补的补丁，又显示地扬扬她自己缝制的衣服，将匀称的针脚捋出来让我看。我脸红了，特别是她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半是得意半是讥嘲的笑容，使我全身尴尬难受。然而，她并没完，忽然推着我朝毛泽东面前走，一边举着那件衣服说：“老板，你看看阿姨干的活，她补的补丁，哈哈，针线多粗呀？”

我脸上热辣辣，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我几乎忘记江青的身份，只觉得这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羞辱。我眼里涌出泪花，抿紧嘴角，身体本能地朝后靠着反抗。可是江青还在推着我向前走：“老板，你看呀，阿姨给你补的补丁……”

毛泽东写得正专心，开始并没听清江青喊什么，只是随意掀了一下眼皮。正要低头继续写，目光忽然和我含泪的两眼相遇了。他突然沉下脸，并且听清了江青的话，立刻一拍桌子：“你要干什么？”

江青一怔，松开了推我的手。

毛泽东已经立起身，走到江青面前，指着她鼻子说：“你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作风！阿姨缝得怎么了？我看就比你强！她是革命同志，是帮助我工作来的，你想干什么？你给我向她道歉！……”

我低着头走出房间。屋里，毛泽东还在继续批评江青。工夫不大，江青来到我的房间：“阿姨，刚才的事怪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就是这种急脾气……”

我至今认为江青讲的是真心话，她不是故意的。但是，她说得不准确。这不是“急脾气”，而是一种“天性”。我认为毛泽东事后说的几句话是比较准确的：“江青这个人就是个人主义，出风头，爱表现，从来不会为别人着想……”

从那天起，江青开始教我针线活，教我织毛衣，手把手教。有时热情得使我不安，有时又按捺不住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她教会我针线活，却也损伤了我的感情。我曾感激她，却从不曾喜欢她，我无法同她建立那种真正的友谊。毛泽东亲口对我和李银桥讲过：“她这个人哪，跟谁也搞不到一起。”

冬天到了，一次，江青交给我几块剪裁好的毛皮，让我缝皮袄。我连一般针线活都还做不好，缝皮袄就更难了。可是，既然交代了就要做。我费了好大劲，总算缝上了。江青拿去一看，立刻又发了脾气：“这缝的是什么啊？这怎么行？拆了重缝！”我接过皮袄悄悄退出。拆线时，我独自暗暗流泪。

第二天一早，江青忽然来到我房间，面色变得比小孩子还快，拉着我的手说：“阿姨，你看我昨天又发脾气了。唉，我就是这个急脾气，你是了解的，不要往心里去。”

我是了解的，我没有怪她。我不想往心里去，但我也无法和她知心贴心。那时，我带李讷吃大食堂，只有星期天偶尔让李讷随父母吃顿小灶。生活异常艰苦，贺老总曾看到毛泽东的饮食。内心十分不安。回到河东后，遇上机会便托人给毛泽东送点腊肉和几条鱼来。毛泽东总是分送周恩来、任弼时及伤病员共同吃。那天晚饭有条鱼，江青叫我一道吃，我不肯吃，她不答应。她给李讷夹块鱼，再把筷子倒过来，夹一块给我吃。李讷特别懂事。她难得吃鱼，眼睁睁盯着鱼，吃一口便等着下一口。可是见我不吃，便搂着我一定叫我吃。她说：“阿姨不吃我也不吃。”多好的孩子啊！我张开了嘴，于是，一大块鱼送到我嘴里。我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喉咙壅塞了，我把李讷紧紧地搂在怀里。一条鱼，就这样被我和李讷你一口我一口地吃完了，那时一条鱼比现在一桌席要金贵得多。

江青唯恐我带不好李讷，她多心了， 我带过许多中央首长的孩子。比较来说，我喜欢，心里疼爱的还是李讷。在毛泽东的子女中，她吃苦少，但是与我带过的其他孩子比较，她又是吃苦多的。

李讷生得天真活泼，皮肤白皙，随母亲；两眼漂亮有神，随父亲。她六七岁便像小大人似地随部队行军走路，一本正经和大人比赛谁走得快。她好强，你若说她走不动，叫她骑马，她就会一股劲走下去，累出病。你若说：“李讷，你敢骑马吗？”她就会说：“敢！”于是，就可以把她抱到马背上了。有时，我背她行军，路走长了，汗水流下来。忽然，一双小手在我脸上轻轻擦过。李讷的嘴唇贴着我耳畔悄悄说：“阿姨，我长大了一定背你行军打仗。”我心里倏地一热，眼圈立刻湿了。

战争锻炼人。李讷六七岁就经受过敌机的轰炸扫射，会躲空袭。每到开饭时，她也像战士们一样拿着小碗，打一碗饭一碗菜。困难时，一个多月天天吃黑豆，从没喊过一声苦。

可是，有一天李讷认真发了愁。

那天，毛泽东同一名警卫开玩笑：“朱老四同志，你的牙齿怎么这样黑呀？是不是吃黑豆吃的？”说着，毛泽东先笑了，大家随即都跟着大笑。李讷没笑，也失去了活泼，悄悄用嘴唇吮牙，孩子有了心思。终于，她悄悄问毛泽东：“爸爸，我的牙齿很黑吗？”毛泽东没能马上明白孩子的心思，兴致勃勃逗着说：“张嘴，张嘴叫爸爸看。”李讷皱紧双眉：“我也是天天吃黑豆……”她望望周围，朝父亲张开嘴，露出缺了门牙的两排洁白牙齿。毛泽东抱住女儿，拍打后背说：“我的娃儿，黑豆怎么能把牙齿吃黑呢？爸爸是跟叔叔开玩笑呢。黑豆是好东西，营养价值高，越吃牙齿长得越白越结实。”

除了照料李讷的生活，我还要教她识字。她聪明伶俐，学字很快。她首先学会的一些字是“人民”、“群众”、“革命”、“战士”等等。用树枝在地上写，也在纸上写。为了李讷练字，我请毛泽东写字帖。毛泽东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的字不行。叫她妈妈写，她妈妈的字好。”

江青的毛笔字和铅笔字写得很出色，尤其楷书好。李讷练字的字帖全是江青写的。受其影响，现在李讷的字画都是相当有水平的。

在教李讷识字读书的同时，我自己也加强了学习。一天深夜，我正在抄笔记。毛泽东工作累了，到院子里散步，见我屋子里亮着灯，便敲门走进来。他拿起我的笔记本看，问：“字写得蛮漂亮么，为什么又要抄写呢？”我说：“多抄几遍增强记忆，丰富知识，也能更好地教育孩子。”毛泽东不以为然，摇头说：“这个方法不见得好。知识多得很，那个小本才有多少知识呢？青年人脑子好，应该多读多看，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抄笔记上。当然，字也可以练，但不要这么练。你看的东西多了，知识丰富了，字写得差点也没关系。”

我从毛泽东那里得到许多启发，摸到一些学习门道，也丰富了教育孩子的方法。毛泽东说，对孩子既要严，又要放得开。乱淘气不行，不淘气更糟，还是有点小淘气的好。孩子太老实了没出息，说不定还有病。能淘气会淘气的孩子，一是健康，二是聪明。

毛泽东办公累了，常在院子里散步。他喜欢摆动两臂，扭着腰走。这时，李讷便和她的小朋友胜利、幸福（胡乔木的女儿）排成一溜，跟在毛泽东身后，模仿着扭，并且格格地笑成一片。于是，毛泽东越扭越起劲，头、颈、肩膀、身子和腿扭出几道弯，样子滑稽得很。小姑娘们也跟着加大动作幅度，越扭越欢，终于嘻嘻哈哈摔倒成一团，气氛是那么欢快热烈。也有的时候，毛泽东只是背着两只手踱慢步，眉头微皱，在院子里走过一圈又一圈。这时，李讷便一声不响，也背着两只小手学父亲的样子迈大步。她腿短，追不上父亲，走几步就需跑几步。过不多久，她忍不住装大人嗓音干咳几声。毛泽东猛一回头，做一个抓人的姿势，李讷便尖叫一声，格格笑着躲藏。毛泽东说：“你和我藏猫。学我，我早发现了呢。李讷说：“开始发现了吗？我跟了你好久呢。毛泽东便装糊涂：“是吗？开始就跟了？那我可没发现。”李讷得意了，自信地说：“我知道，爸爸扭着腰走就是不想事。背着手走就是想事情呢。对不对？”毛泽东开心大笑，一把抱起女儿：“娃娃，我的好娃娃，你也学会观察哩，不简单哟！”

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形势明显好转，胜利在望，这时的江青也不知不觉起了一点变化。

首先是吃饭有些讲究了。想吃鸡、想吃鱼、想吃肉，而且每天一定要吃一点蔬菜才行，否则就按着心口窝说胃不舒服。困难时，天天吃黑豆她也没意见，现在有米有面偶尔也能吃到肉了，她却意见多起来。咸了淡了，油大油小，总是不对口味。她甚至对毛泽东也挑剔起来，绕山绕水地说毛泽东头发蓄得太长，不修边幅，吃东西太辣太咸，不懂饮食卫生，掉到桌上的米粒菜叶不该拾起来往嘴里送。毛泽东饮食不讲究，只要辣，吃什么都香。如果连续用脑过度，他也会向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提点希望和请求：“能不能帮我搞碗红烧肉？肥点，我想补补脑子。”说完，还带点孩子气地笑笑。

江青对此是看不惯的。实在说，她是懂一些营养学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毛泽东。她说：“老板岁数已经不小了。吃肥肉多了不好。现在形势好转又不是没条件，多吃点鸡鱼蛋，吃点瘦肉更好。”

有次毛泽东连续工作三昼夜，每昼夜只吃两餐素面或麦片粥，是用茶缸子煮的。他吩咐李银桥：“饿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还要肥的，我补补脑。”

江青知道了，皱起眉头说：“真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你不要弄了，贺老总不是送来腊肉和鱼了吗？给老板做得有滋味些。什么不比那碗红烧肉强？”

吃饭时，毛泽东见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大声责问侍立一旁的李银桥：“怎么回事？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是办不了还是不想办？啊！”李银桥看看坐在旁边的江青，江青不做声，毫无承担责任的意思。李银桥不好说出江青，一阵委屈，哭了。就那么一声不响地站着流泪，什么话也不解释。毛泽东似乎看出了什么，不再责问李银桥，抓起筷子草草吃了几口饭。

饭后，毛泽东把李银桥叫进屋，声音变得温和：“我发脾气不对，可是……怎么回事？又是江青？”

李银桥只是流泪，不肯说。毛泽东追问再三，他才说出是江青的交代。毛泽东拍了桌子：“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

大凡毛泽东讲出的话，轻易再不肯改口。此后，毛泽东和江青一直是各吃各的。偶尔在一个桌子上用餐，也各吃各的饭，各吃各的菜。江青的菜，毛泽东从不动一筷子，他就有这么股倔劲。毛泽东的菜，江青仍坚持要夹几片尝尝，她是想关心一下毛泽东的饮食，但轻易再不敢多嘴。何况，毛泽东说过，能吃辣的人革命性强，她总要夹片毛泽东的菜辣辣嘴。

江青身上的娇骄二气渐渐变得明显。她驯烈马时的那种泼辣强悍，行军作战时的热情朝气越来越难得看到。在杨家沟居住的后期，她房间装了电铃。于是，卫士值班室的电铃便经常震响。她越来越习惯支派人，使唤人。早晨起床，她总是拥被而坐，在床上擦脸漱口，由卫士用木盘端来早餐，吃过才起床。据说这是受外国人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记得有次电铃又响了，值班卫士张天义赶紧跑去她房间。工夫不大，张天义回来。我们问：“什么事？”他沉默片刻，叹了口气：“唉，江青越变越娇气了，过去行军，她常鼓舞咱们振奋精神。可现在……唉。”李银桥问：“到底什么事呀？张天义苦笑道：“她要暖水袋，其实暖水袋就在旁边，迈一步就能拿到，她就不肯自己动手。”

大家都沉默了。我猜大家一定和我想的一样：江青变了。过去行军。她能关心同志。走累了，她动员大家唱歌。唱累了，她出谜语叫大家猜。有个谜语我至今记忆犹新：“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房。”①行军休息时，她叫李讷给战士们表演京剧；解手时，她给我讲解妇女卫生知识……那时真有一种亲密的战友情谊。现在形势好了，她怎么这样快就以主人自居，把同志们当佣人一样使唤起来？

这时，由毛泽东提出的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整风运动进入高潮。一天，江青忽然向李银桥发牢骚：“真见他娘的鬼了！查来查去竟查到我头上来。我明明是1933年入党，有人就硬说我是1935年！”

这样的事情李银桥是不好插嘴的，只能老老实实听着。江青见他不附和，便皱起眉头显出不悦。因为平时她是喜欢李银桥的，叫其他卫士都是不叫名，只喊“卫士”唯独叫李银桥时。喊“银桥”，特殊看待的意思。

“银桥，他们还说我对你好，送你衣服了，我送过你衣服吗？”江青问。

“没有！”李银桥急了，喊起来：“谁说的？”

“还是的吧，造谣嘛！有些人打起仗就往后撤，一来运动他就在前冲，专门整人！他们整我就是想整主席，在延安时候就这么整。”江青忽然换上一种神秘的表情，煞有介事地感叹：“你们年轻哪，不了解历史，特别是党内一些斗争。在江西苏区有人就整主席，那是想要他的命哪！就那么搞来搞去，冤死过多少人呢……你们是不知道啊，我过去也不知道……”片刻，她皱紧眉头狠狠哼了一声，“搞么，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可以搞你，看看谁搞倒谁！”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同志，一向只接受正面教育，哪里听说过这种话呀？一时目瞪口呆，气都忘了喘。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的房间里便传出争吵声。当时，毛泽东工作一夜，准备休息。江青睡了一夜，准备起床。两个人就在床上吵起来。卫士组组长李银桥站在外面，光着急，不好进去劝。以往，毛泽东与江青发生争吵，工作人员视争吵内容决定劝不劝。有时能劝，有时不能劝。这次是为了江青的历史，并且牵涉到她年轻时的生活和恋爱方面的事，自然不好进去劝。似乎江青让毛泽东替她说句好话，毛泽东不答应。毛泽东的声音充满愤怒；既然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说话？接着是江青吵嚷：他们搞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毛泽东的声音严厉：“党员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江青哭着嚷：“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报说你被击毙，能信吗？有些人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毛泽东突然吼起来：“你这个人浑！你给我滚，滚出去！”这声吼许多人都听见了。

江青披着衣服冲出门，脚步稍一顿，从我窗前快步走过，一边擦着泪，到周恩来的窑洞里去了。每次她与毛泽东发生争吵。总要去找周恩来哭诉。周恩来善于调解各种复杂的矛盾，就连董必武发脾气、打儿子这样的事，他也是一听就去，去了就能劝住。

院子里静极了，工作人员都悄悄守在岗位上，没人议论，没人走动。直到中午十二点，江青才从周恩来的窑洞里出来。

这时，毛泽东已经起床，李银桥小心翼翼端洗脸水进去。一般情况下，毛泽东醒后并不马上起床，由卫士递条湿毛巾，擦擦脸，接着便喝浓茶。边喝边看报，或者批阅文件。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

这一次，毛泽东擦过脸后，没有马上看报。他望着李银桥，伤感他说：“你是党小组长，我跟你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把她赶走了。”

李银桥1938年参军，一直是在首长身边当公务员、勤务兵。给周恩来当过卫士，而后又给毛泽东当卫士。他有经验，他知道毛泽东不需要他说什么劝解话，只需要他听。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苦恼时需要找人诉说，发泄心中的郁闷。

“唉，凑合着过吧！”毛泽东抬眼望着窑顶，沉默片刻，又垂下眼帘，声音低沉懊丧：“当初结婚没搞好哟……如今，我这个情况，我这样的人，再闹离婚也不好。背了政治包袱……政治包袱哟！”

接连两天，毛泽东和江青彼此不说话。这件事还是周恩来帮助解决了。江青解脱后，曾经很感激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温和文雅，善于体谅人，人前人后，她都是称周恩来为恩来，称邓颖超同志为邓大姐。进城后，她很少去看望其他人，但是常常要去西花庭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大反周恩来，越往后越激烈，我们都曾大惑不解。倒是与她“并肩战斗”过的陈伯达，因为从同一营垒里出来，说出了一定道理：“她善于隐蔽，善于向人暂时献媚，乘文革动乱之机，使用一切奸计，凡是阻碍她的，触怒她的，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小事，她都视为大逆，都想加以消灭。”

“三查”、“三整”的一段时间里，江青恢复了对周围工作人员的热情和友好态度。然而，运动过后，她便故态复萌。记得到西柏坡后，机关养了一头奶牛。毛泽东夜里工作太累，有时便挤些牛奶给他喝。我不懂怎样热牛奶，放在火上，以为和烧开水一样，便走开了。时间并不长，回去一看，锅已经烧红了，牛奶不见了，只剩一屋子糊味。主席喝不上奶，我急哭了。江青为此发了脾气。事后她训斥我们整个工作人员：“你们是为我和主席服务的。我们只要不高兴，就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李银桥悄悄撇嘴，刚一走开便小声说：“你和主席吵架也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呀？”张天义说：“到主席那儿告她一状，准够她受。”李银桥说：“大决战就要开始了，你们别给主席添乱！”

李银桥是我的行政领导，也是我的党小组长。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我们整天见面，接触很多，渐渐熟悉，彼此产生了感情。

那时，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是众多男同志竟相瞄准的目标，追求我的男同志自然也不少。

江青先后给我介绍两名老红军，我都没同意。我心里想着李银桥，又说不出口。江青虽然关心我的生活问题，偏偏又看不透我的心思。我坚信李银桥心里也想着我，只不过情况和我一样，也说不出口罢了。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本事都不大。

还是毛泽东善于发现问题，看出些名堂。有一天散步，他忽然回身望着紧随其后的李银桥：“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李银桥未加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毛泽东笑得蹊跷：“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李银桥从毛泽东的神色里感觉到什么，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不再言声。

于是，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昵，像父亲同孩子谈心：“多谈谈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以后……那多好。”

毛泽东说得含蓄，意思已经很明确。可是，要把问题谈明，无论对李银桥还是对我，都是太困难了，比打国民党困难。不久，我们随毛泽东来到西柏坡，生活更加安定，我们的接触也更多了。有次散步，毛泽东又悄悄问李银桥：“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李银桥赧颜低头，窘笑不语。他就是这么窝囊！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侧脸望着李银桥，笑得幽默：“不要靠媒人，啊，我的卫士要自力更生娶妻生子么。”

李银桥笑得那么难堪，笑过又着急。他工作很出色，谈情说爱就笨得像换了一个人。这时，恰好发生一件事，给了我们“突破”的机会。

李银桥家里来信，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李银桥对自己的事，无论大小都愿意请毛泽东参谋，帮忙出主意。他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罢信，反问：“你打算怎么办？”

李银桥的本事就是低头不吱声。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谈恋爱也要动脑筋么！你就不会拿信去问问小韩，请她帮忙吗？”

李银桥心里顿时一亮，拿了信跑来找我。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李银桥嗫嚅，眼睛在我脸上一瞟又一瞟，“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我就推掉吧？”

我看完那封信，心跳得好厉害。有气无力地喃喃：“那就、那就，那就推掉吧。”话一出口，我的脸立刻烧得通红。李银桥却变得胆大了，眼睛盯住我不再动，说：“那你代我写封回信吧？我低下头，嘟囔着：“你，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你找我，我就，我就答应……”

他直到这时才握了我的手。我眼圈湿了，小声说：“现在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将来进城，女同志多了，你，你可别丢了我……”他握住我的手不放：“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是你们组长，我还得做榜样，起模范作用呢。”我说：“你是我的领导，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

听银桥说，他回到毛泽东身边，把经过详细汇报一遍。毛泽东很高兴，说：“走，一起散步去。”那次，毛泽东和李银桥是手拉着手走出屋门，一直走到山里，始终不曾松手。他们深深吸吮着山野清新的空气，毛泽东还用另一只手轻拍轻抚银桥的手背：“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的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分这就叫缘分，我等着喝你们的喜酒。”

1948年12月10日，我和李银桥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在报告上作满了批示。诸如：“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贺意”。“十分赞成”、“总支委员会同意”等。这份报告我们珍藏至今。

两天后，我们结婚了。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我们没举行什么仪式，只是江青帮我梳剪头发，穿戴打扮。她说：“老板帮助你们成了事，我也得作点贡献呀。”进城后，住在香山。毛泽东忙中抽空，对李银桥说：“过去条件不好，现在有些条件了，你们选个日子，把仪式补了。”李银桥说：“现在工作多紧张呀，要建立国家了，仪式就免了吧。”毛泽东说：“该补该补，一定要意思意思。”

于是，我们便选定“五·四”这天举行仪式。毛泽东听说了，频频点头：“好，这个日子选得有意义。”

可惜，那天毛泽东继续开会，接见民主人士，未能参加。李讷才九岁，却那么懂事，帮助我收拾屋子，还参加我们的仪式。仪式由阎长林主持，开了两桌席。李讷还表演了节目，说：“祝叔叔阿姨快乐。”

毛泽东未能喝我们的喜酒，但是吃了我们送去的喜糖。年底，他去莫斯科访问，李银桥想跟随一道去。他说：“小韩不是有了身孕吗？你不要去了，留下好好照顾她。”

相比之下，毛泽东对亲生儿子的婚事，要求便严格多了。

那时，毛岸英也住在西柏坡，身上穿的总是父亲穿过的旧衣服。虽然他年纪比我还大，但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所以他叫李银桥叔叔，叫我小韩阿姨。

毛岸英也在和刘思齐谈恋爱，有些着急结婚。毛泽东说：“思齐是个好孩子，你们恋爱我同意：可是现在不能结婚，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

毛岸英急道：“可我都27岁了！”

“我是说思齐不到年龄。”

“思齐也18了。”

“周岁虚岁？”

“岁数不到，结婚的多着呢！”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拍响桌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还会遵守？”

毛泽东发起脾气谁也不敢再顶。毛岸英出来，独自伤心。我劝他不要急，等有机会再跟主席说。他愁眉苦脸不做声，恰好院子里一只公鸡追母鸡。他嘟哝一声：“公鸡还要找母鸡呢，我可是个人！”便满腔委屈走开了。

第二天，毛岸英没起床，躺在床上哭闹，谁也劝不住。银桥向江青报告，江青有难处，不好出面。和一般人家的继母一样，她对毛泽东的前妻的孩子很谨慎小心。特别是对长子岸英，说话办事都很注意，尽量热情，不要闹矛盾。对岸英的婚事她是热心帮助的，曾给岸英介绍过一位北平来的傅小姐。傅小姐长得很漂亮，但是吃不了小米受不了苦，对江青热心的事并不热心，终于又跑回北平，那次介绍没成功。

“这事还是让老板出面劝吧。”江青说。

于是，警卫排长阎长林又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一听，火了。大步赶到儿子的屋门口。毛岸英还在床上哭闹，忽听门口一声吼：“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是父亲的声音，毛岸英立刻老实了。

“没出息！”毛泽东训斥一声，走了。

几个星期后，一天下午，毛泽东在村边小路上散步，遇上毛岸英下乡回来。岸英向父亲打声招呼就想走，毛泽东做着手势：“别走，你过来，结婚的事想通了吗？”

“想通了，”毛岸英垂头道：“是我不对。”

“思齐呢？”

“她也想通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过年以后再结婚。”

“这就对了嘛！”毛泽东摆摆手，“去吧，你走吧。”

毛泽东继续散他的步，忽然笑着对李银桥说：“你看我跟谁近？”天晓得李银桥怎么想的，停了停竟说：“跟我们卫士。”

毛泽东一下子立住了脚，两眼一眨不眨凝视着李银桥，头缓缓地点一点：“我和家里的亲人一年见不上多少面，只有和你们朝夕相处，一刻不离。我家里这点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们。”

李银桥说：“主席各方面都为我们做出榜样，我们受到很多关心和教育……”

毛泽东摇头：“也不都是榜样，我也有做错事的时候，有时也跟你们发脾气。不过，从心里讲，我是把你们当家里人，说话办事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我的事，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死了以后可以写，如实写，让历史去评论吧。”

这话是相当有分量的，以后毛泽东又讲过类似的话。

实在说，毛泽东对待我们确实和家里人一样，我们在他面前也很随便。有一次，过去一位战友江燕看我，她说很想见见毛主席，希望能和毛主席照一张相。我说：“这还不容易？我带你去。”

我径直走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推门进去。毛泽东正在写文章，我冒冒失失就喊：“主席，你出来一下。”

毛泽东抬起头，有些茫然：“什么事？”

“我来了一位战友，想和您合一张影。”

毛泽东看看我，又看看桌上的稿纸，放下笔说：“好吧，我也休息休息脑子。”

就这样，江燕我们俩同毛泽东合了一张影。

毛泽东一家人都把我叫阿姨，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便也跟着叫阿姨。那时，西柏坡星期六晚上常举办舞会。我不会跳，周恩来便邀请我：“阿姨，我来教你跳三步吧。”

我很高兴，下场跟周恩来跳，开始常踩他的脚，但很快就学会了，并且越跳兴趣越高。这时，毛泽东过来了，他说：“恩来教你走三步，我再教你多走一步。”

就这样，周恩来教会我三步舞，毛泽东教会我四步舞。

毛泽东原则性强，但又是感情十分丰富的人。感情一旦冲动起来，他也会破坏原则。

来西柏坡之前，一位警卫战士受不了艰苦生活考验，当了逃兵。这名逃兵长一张娃娃脸，年岁还小。他被抓住，押了回来。士兵们愤恨他的逃跑行为，有喊揍他的，有喊关他的，甚至有喊枪毙他的。逃兵吓得脸色苍白，全身战栗着被押往禁闭室。毛泽东皱着眉，露出不忍的神色，连声说：“放了放了，快放了吧，把娃娃吓坏了！”

同志们不答应，说：“他是逃兵！”

“他还是娃娃嘛，想家哩，又不是投敌。”

“逃兵毙了也不可惜。”

“哪个说的？屁话！”毛泽东喜欢骂“屁话”。

“执行纪律，至少也该关禁闭，不然怎么带兵？”

“就你会带兵？你那个纪律也是人定的。现在是我说话：一不许骂，二不许打，三不许关禁闭！放了他，多做些好吃的，娃娃本来就想家，你关了禁闭他不是更想家？多做些好吃的给他吃，娃娃就少想点家嘛！”

于是，这名逃兵没受任何处罚，反而比大家多吃了几顿好饭。后来，这名战士再也没有逃跑。

进城住在香山，警卫战士和有的首长用枪打麻雀。毛泽东见了一串串流血的麻雀，赶紧把目光转开，不忍心看，紧皱眉头说：“今后你们不要打了，任何人不许打。小鸟也是一条生命。你们不要再打，留下子弹打敌人吧。”

然而，到了1958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又听了一些专家的意见，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于是，麻雀便倒了楣。因为毛泽东对害虫是不讲仁慈的，麻雀像老鼠一样，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直到有专家又证明麻雀“功过各半”，那种“为丛驱雀”的做法才没再重演。

1948年12月，济南解放不久，江青便千里迢迢赶回济南一趟。因为她母亲死了。接触一年多，她次讲了点过去家里的事。

江青说，她老家是山东诸城县，父亲开了个木匠铺，讨了两房妻室。她是二房生的。她爱母亲，恨父亲。父亲脾气暴躁，嗜酒尚武，是骂人的都头，打人的惯手。喝醉了酒，抄起家伙没轻没重打老婆。江青说，她母亲被打断了指头。她为了救护母亲，被打得满嘴流血，牙也差点打掉。于是，母亲带着她逃出家，到有钱人家去做佣人。

以后，江青又陆续讲了一些情况。她说，她母亲帮佣的那家人家，是诸城县四个有名的大家族之一，姓张，张家的二儿子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近有些写“外传”“野史”的作者，捕风捉影，说江青与康生那时便有暧昧关系，实际并不真实。江青那时才10岁，而康生已经入上海大学读书。江青离开诸城县时也只有12岁，不可能有那种事情。她到天津投奔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露，靠在奉系军阀部队当军官的姐夫维持生活。从一些正式材料上看，她讲的这点历史还是基本真实的。

江青带了李银桥、阎长林等四名卫士和工作人员，乘一辆美国中吉普到石家庄市，转乘火车至德州，再转乘汽车到达济南。受到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陈秉忱的接待。她母亲葬在济南公墓。江青下车后即去公墓给母亲上坟，送了花圈。她本来就爱哭，那次哭得挺伤心。上坟之后，在济南市故地重游，玩几天。正赶上她哥哥结婚，便去参加祝贺。

江青的哥哥叫李干卿，在铁路上工作，已经50多岁，是再婚。新娘30岁左右，过去是个妓女。大嘴大眼，比较胖，模样还算漂亮。穿一身旗袍，涂脂抹粉，擦了口红。江青送了礼品和钱，说几句贺喜话，转身悄悄对随行人员笑。她不大看得起新嫂子，一出门就说：“没文化的人就这样，越打扮越俗气。”

相比之下，江青对姐姐要亲热得多。当时她姐夫已死；姐姐带着儿子王博文独自生活，日子很苦。江青反复对身边人说：我小时候是靠姐姐姐夫生活的，他们帮过我很大忙。我总是要报答他们的。于是，她让姐姐李云露带着儿子随她一同回了西柏坡。李云露长得虽不如江青漂亮，但是人要比江青老实厚道。她于1988年5月25日病故。她的儿子王博文现在清华大学工作。

形势不断好转，毛泽东家里的人口渐渐增加。毛岸英来了，李敏不久也来了。

那天，毛泽东房间里又传出哭闹声。江青跑出来，哭哭啼啼去找周恩来。她每次与毛泽东吵过架，多数都是去找周恩来哭诉。后来我才知道，是贺子珍带着娇娇（李敏）回国了。毛泽东本是想见贺子珍的，江青又哭又闹。一些领导同志从大局考虑，为避免毛泽东的家庭矛盾影响他对全国革命事业的领导和指挥，作出决定，没有让贺子珍来，只把李敏接来了。

李敏来后，江青让我把李讷交她姐姐李云露照看，由我照料李敏。李敏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勇敢坚强，能吃苦，有主见，独立生活的能力强。她幼年的艰苦经历，在王行娟所著《 贺子珍的路 》中已有详细真实的记录。

我负责照料李敏后，我和李银桥两人与江青的关系更进一步紧张起来。我带李敏，江青便交代说：“你要注意呢，不要讲什么亲娘后妈之类的话，不要把李敏教坏了，不许提贺子珍！”

江青穿过的旧衣服常给李敏穿。李讷小，捡不了旧衣服穿，只能做新衣服，正常家庭，这种情况也算正常。但是江青就不想想，她毕竟是后妈，这样做李敏能没意见吗？江青不为别人想，她习惯于挑剔别人，猜疑别人。她认定是我说了她什么坏话，怒气冲冲责问我：“你背地里说我什么了？啊，你不要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

那时，毛泽东家里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年纪比较小的有李敏、李讷、王博文和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他母亲叫朱丹华。毛泽民牺牲后，朱丹华同志与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结婚。1950年，方志纯和朱丹华一道来看毛泽东。毛泽东喜欢毛远新，大约还有怀念弟弟的原因，提出接毛远新到自己的身边抚养。经过商量，朱丹华同意了，这样，毛远新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只是在假期去南方看望母亲。也许因为毛远新是男孩子，加上是烈士子弟，江青对他比较亲近、关心，不摆架子，也没闹过什么大矛盾。

江青主要是同李敏过不走，为此把我们也牵连进去。

进城后，中央在万寿路盖了六栋小楼，中央五大常委一人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称为新六所。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后，有时仍然来这里住住，直到1958年以后才不再去。

那是1952年，在新六所，我们陪江青打扑克。江青一直喜欢打扑克，转战陕北时就喜欢打，一休息总要玩几把牌。她总是和李银桥打对家。玩过几把，大家都发现她气色不好，便提心吊胆。她打牌不能输，但也不能老赢，大家必须让她感觉到竞争，并且让她经过紧张较量后获胜。所以打牌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这时，李银桥出错一张牌，江青掀起眼皮盯住李银桥，眉毛忽然挑上去，用力把牌甩在桌子上，发作了：“不打了！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

李银桥闻声起立，脸色刷地变白。他吓坏了。

那时，正搞三反五反运动。江青一逢运动就出去，从不参加，言谈话语流露出不满搞运动。机要秘书老徐私下问李银桥：“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李银桥随口说一句：“躲风呗。”可是，这句话怎么传到江青耳朵里了，难怪她借打牌机会发脾气。

麻烦了！李银桥心里急，嘴巴张了几次没说出话。于是江青火气更大，阴沉着脸在屋里转，李解桥惴惴不安跟在后面转。江青走出楼转，李银桥又跟出去转。终于喃喃着解释道：“江青同志，我不是有意的。是徐秘书问我时，我随口说的……我真的不是有意啊。”

“哼！”江青白一眼李银桥，“我政治上保护你，你还污蔑我。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真没这个意思哪。”

“你还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挑拨李敏和主席的关系！”江青声色俱厉。

“没有，绝没有！”李银桥这一次忍不住叫起来。

“还敢嘴硬！我让你派车去接李敏回家，你为什么不接？”

“我去接了，她不来。”

“你要诚心接还会接不来？你是成心捣蛋！你就是搬弄是非！你背后说我躲风，这是我知道了的。我不知道的还说过什么？你还说了我什么坏话？”江青喊着，眼里已经有了泪，泪下又冒出咄咄逼人的怒火。

“没有，什么也没有，我以党性保证！”李银桥急得几乎落泪。江青这里闹得不可开交，不能走开，而时间已到下午四点，毛泽东该起床了。他强忍着继续听江青责骂几句，也不解释了，指指腕上的手表：“主席该起床了，我得去。过后我再向你检查吧。”

李银桥小跑来到值班室，恰好毛泽东按响电铃。他忙端了擦脸水赶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我和江青同志……吵架了。”李银桥在毛泽东擦过脸，开始喝茶看报的时候小声汇报。

“为什么吵啊？”毛泽东继续看报，心不在焉。

“是她跟我吵的。她说我污蔑……我说她躲风……”

“你有没有说啊？”

“我没有污蔑她的意思……”李银桥讲述了事情经过。毛泽东已经停止看报，注意听李银桥说。之后，轻轻叹口气：“嗯，你们哪，总是给我添乱。”

“她还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挑拨……我根本没有这种事。”李银桥委屈地说。

“好吧，你下去，我和江青谈谈。”

李银桥退出来，见江青还在转圈走着生气，便过去小声叫她：“江青同志，主席叫你去。”

江青睨李银桥一眼：“你还敢先告状，你真行！”

江青走进毛泽东房间，李银桥听到一声训斥：“正经事还干不完，你尽闹些什么名堂？……”他不好再守在门口听，便回到值班室。

片刻，电铃了响了。李银桥一跃而起，朝毛泽东房间跑。

“看来问题不好解决哟，你得写检查。”毛泽东面有难色。

“怎么写？”李银桥垂着头，眼睛贴着上眼皮难堪地望着毛泽东。

“你怎么说就怎么写么。”毛泽东忽然笑了，神气有点像闹着玩。于是，李银桥胆子壮了些。

“她说我政治上污蔑她，我没这个意思。”

“那就写没这个意思。”

“她说我挑拨，我没有。”

“没有你就写没有。”

“就，就这么检查？”李银桥忽然不安了。

“叫你学习你不爱学，现在犯难了？”毛泽东又笑了笑，吸燃一支香烟，替李银桥口授检查：“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毛泽东、江青同志，写在抬头上，要点两点，是冒号。另起一行，要承认话讲了，承认这么讲不对，说声对不起，然后说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做文章，不承认政治上污蔑，说明确实没那个意思。再另起一行，至于挑拨根本不存在。说明你去接孩子，孩子有事不回来。这事照办了，只是孩子不回来。明白吗？写好送给我。”

“明白了。”李银桥退回值班室，照毛泽东教给的意思写出一份检查，又匆匆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看一遍，把检查放床头柜上，慢条斯理说：“国事好断家事难清，你写了检查我才好说话。检查交了，问题还没解决。你说她躲风，现在呢，只好你先躲躲风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就样，李银桥从新六所躲到中南海去了。

没几天，江青病了，住进北京医院。毛泽东忙叫李银桥回新六所，笑得神秘：“问题解决了，江青住院了，我帮你准备了一点东西，你带着去北京医院看看江青，懂意思吗？”

“懂。”李银桥也笑了。

“你不要忙着走，在你房间里等等，你下去吧。”毛泽东轻轻把手一挥，李银桥便退出来，回自己房间等候。

时间不长，北京医院一名护士打来电话，说江青请李银桥帮她带点烟和食品去。李银桥接过电话有点庆幸，毛泽东准备好的东西恰好符合江青要的东西。他忙带好东西赶去北京医院。

一进病房，没见人，卫生间里有洗漱声。李银桥不敢叫也不敢走，站在屋中等候。片刻，江青搓着手走出卫生间，一眼望见李银桥，脸上带出笑：“你来了？”

“来了。”李银桥稍显尴尬。

“坐坐坐。”江青好像尽释前嫌，随便说着：“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人到了一起总会有矛盾，一点矛盾没有不可能，但你不该背后讲我。”

“是老徐先问，我随口说的，决没那个意思。”

“我们接触也不是一天两天，困难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总的说我对你印象还是很好的。你以后有意见要直接来找我，不要背后讲。背后讲人容易生误会，伤感情。”江青说着，话头一转，谈起工作，同李银桥商量怎样把毛泽东的生活照顾好。后，她说：“我身体不太好，主席的生活主要靠你们照顾，我们之间的这件事到此就算结束了，你不要有思想包袱。”

李银桥事后才从值班卫士那里得知，毛泽东事前给江青打电话：“银桥听说你病了，很着急，要带东西去看你。我看他肚量比你大，你要主动呢！”于是，江青便“主动”请李银桥带东西去。那次江青似乎并没记仇，事隔半年，李银桥便被提升为副卫士长。

但是，事情并没完，这是当时无论如何没想到的。

李银桥去看江青前，毛泽东将他的检查退还了，嘱咐说：“银桥，你拿回去吧，自己保存。”毛泽东也许是随口说的，李银桥却十分认真。他对毛泽东说过的话总是一丝不苟执行。他果真保存好那份检查，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我们是1962年离开毛泽东的。毛泽东说：“银桥啊，你在我身边，地位很高，职务太低。我舍不得你走，但我还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啊。到了新的岗位要尊重领导，夹起尾巴做人……”那次，毛泽东抱住李银桥，抚着他的背哭出了声，泪湿脸颊，李银桥更是放声大哭。毛泽东在中南海会客室同我们全家合影，赠送我们一笔安家的钱，赠送了我们他亲笔写的诗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抄家抄走了李银桥保存的那份检查。这下子可不得了啦！说李银桥“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罪该万死”。李银桥被反复批斗，我们的家也被反复查抄。我们那时对“文化革命”认识并不清，只是从个人遭遇感到冤枉。我想找江青反映情况，请她为我们作说明，但是见不到。直到毛泽东视察工作，来到天津，向有关负责人询问我和银桥的情况，才知道我们为那份检查受了冤屈。他立刻指示，给我们重新安排了工作。

离开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要求我们每年看望他一次，并说：“我死后你们到我的坟前来看看。”我们按他说的话，每年去看望他一次。李银桥家乡遭灾后，毛泽东还送来一千元钱。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动乱，我们再没能见到毛泽东。再见到他老人家时，他已长眠在万花丛中。我和银桥泪如泉涌，放声大哭……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讷。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能想开些吗？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可以去看李讷了。我立刻和爱人商量：“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讷，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讷。

当时，李讷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李讷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李讷胖了，脸色还好。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她只是点头，话不多。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讷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我对爱人说：“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讷才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讷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干校劳动。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讷说过：“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李讷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李讷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讷闹矛盾。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讷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从此，李讷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讷。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李讷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我笑道：“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讷，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中央警卫团当门卫，后调剂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讷。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讷，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我就领他去看望李讷，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

李讷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李讷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讷同王景清正式结婚。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糖。他知道李讷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讷生活是比较幸福的。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讷书法、绘画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王景清关心体贴李讷，照顾李讷，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李讷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讷看病。他也帮李讷去监狱看望母亲。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她说：“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50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王景清说：“李银桥和韩桂馨。”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我仍然常去李讷家里串门。有一次，李讷留我吃饭，说老王做的凉粉和荞面扒糕。我很惊讶：“他还会做凉粉扒糕？”

“他什么都会做，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李讷眼里流出幸福的光彩，“他什么都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他比我强多了。”

王景清坚持练书法，曾把自己写的篆书送江青一份。江青说写得好，并口授，把她的藏书全部留给王景清和李讷。因为王景清和李讷住房困难，书拿不回来，还在中南海放着。

李伯钊同志逝世后，我与李银桥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遇到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看到我们，立刻走过来问：“听说你们给李讷介绍了一个朋友啊？”李银桥点头，说：“是的。”王光美说：“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我们听后很受感动。“文化大革命”中，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我的领导王青林局长也曾表扬我：“小韩哪，你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认为我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事。我应该像毛泽东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李讷。


毛泽东已经服过两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躺在木床上，床的一半摆满一尺多厚的书。天气热，他只盖一条白布单。那是普通的白漂布，上面可以找出三四块补丁。荞麦皮做的枕头上，绑一块同样补着补丁的枕席。枕席上又垫了两张报纸。他就枕在报纸上。

他已经不看文件，也不再看报，随手从床上抓起那本《 楚辞 》翻阅，他苦恼、不安、烦躁，这都是为了睡觉。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一觉”奋斗。

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轻柔地向大腿推去，一次又一次。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在睡眠上，毛泽东有时像个孩子。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毛泽东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这种按摩不能急剧，不能停顿，不能有突兀的动作，应当连续绵长，像春雨一样轻柔持久。我感到臂乏腰酸，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轻轻地、悄悄地、不断地改变姿势。时坐、时俯、时跪，借此调节筋骨肌肉，让身体各部轮替获得休息。

天已近午，隐约能听到蝉鸣声，他终于合上了眼。《 楚辞 》仍然抓在手中，却已放倒在胸脯上。

是思考还是入睡了？

我望着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沉郁的终于平淡下来的面孔，将按摩动作放得更慢更轻。五分钟后，我停止按摩。左腿缓缓地、缓缓地滑下床。脚底踩到了厚实柔软的地毯，右腿便接着朝下伸、朝下探。尔后，再稳住劲让身体一点一点离床……

可是，一只大而温柔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腕部。

“别走，你不要走。”毛泽东眼皮只闪了一下，再没有睁开。他小声喃喃：“陪我一会儿，再陪我一会儿吧……”

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想继续为他按摩。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仍在喃喃，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不要了，你很累……就这样，就这样陪我坐会儿。 ”

我的眼圈湿了，心里酸酸的。他睡不着觉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远不是全部。我从他微皱的眉毛、颤抖的睫毛，间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握牢我不放的手上，强烈感觉到他的孤独寂寞和忧伤。

这不是我的主观想像。我们几名卫士曾怀着强烈的同情多次私下议论：毛泽东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不自由了。

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在一起生活，与他形影不离的只有我们几名卫士。比较起来，我们更像他家里的人。可我们无法给他家庭中那种天伦之乐，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以便他更好地为党工作、工作、再工作，为人民服务、服务、再服务。

我们还要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有时也对这种安全保护产生不敢说的疑惑。

他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可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处处受到“安全”限制。就连专列上的女服务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的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长时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想翱翔，但是不能够。他只是个人，他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不到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让人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他曾多次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生活啊！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

“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

我想了想，点头：“我理解，也相信。”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这时，我们常坐在床上为他按摩按摩腿。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不看东西了，我们也为他梳头，促进血液流通，醒脑安神。休息中便和我们聊天，有时还拉着手聊。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觉踏实，他就可以安静。”李连成手指梳理一下头发，回忆着，继续说：“有时我们人手少，倒不开班，只好24小时连续陪伴主席。封耀松和田云玉跟主席很谈得来。小封有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本该回值班室却没能走回，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便睡着了。我们为主席服务真是全力以赴，有时是相当劳累的。”

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讷的。”

“那是的呵。我好几次看到主席外出回来，把李讷抱怀里，拍打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可是，李讷从小就吃大食堂，上学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一年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主席对子女要求太严了。”

“迄今为止，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跟我说，主席生活太艰苦太随意凑合了，众口一词。”

“不是凑合，是习惯。可以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李连成讲到这里，停顿一阵儿不语。他在回忆？胸脯微微起伏，眼圈竟湿润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唉，我是没脸见主席了……我现在当公司副经理，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可能难以相信，我经常一顿饭就要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有时还不止！唉，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两手抱头。手指用力抠入头发已变得稀疏的头皮里。声音变得有些凄凉：“老人家在天有灵……我是没有办法啊……”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小声提议：“继续讲吧。你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

“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泪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

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12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

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 ?

那天，我们不许乱窜，不许写信打电话，不许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按照指令，规规矩矩立在电梯门两侧。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电梯运行声，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门开了，鱼贯而出的首长中，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毛主席！我差点喊出声，却又以为是做梦。然而，那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我们，笑微微，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来。首先握住站在我前面的张仙鹏的手：“同志们好啊。”

“主席您好。”张仙鹏激动地回答。

“同志们好。”毛泽东又握我的手。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头有些晕眩，摇颤着手，摇颤着身体说：“主席好，毛主席您好！”我想多跟主席说句话，可是喉咙哽塞、纪律也不允许。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他便身不由己，被簇拥着走进一号房间。

当时，张仙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幸福的一个，他直接负责毛泽东的食宿。叶子龙、汪东兴和陈伯达也住二层，由我负责食宿。

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那时我们都小，长得机灵，手脚勤快，热情高，责任感和荣誉感强烈。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叶子龙负责机要，汪东兴负责安全，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

第二年的三月初，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这次，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们谈话：“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我们说：“非常愿意。”毛泽东走后，我们恢复正常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不再想去北京的事，以为首长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

可是，七月份中央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其中便有我和张仙鹏。接着，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就这样，我们走入红墙，住进中南海东八所。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

那时，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有后门相通。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须经叶子龙试用，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两个月后，我才正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那天，李银桥眼对眼盯紧我，不许我的目光滑脱，作一番严肃的谈话。他谈话的内容久而久之记不准了，但那双眼睛却留在我脑海里再也消磨不掉。我还记得自己发誓一样说：“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用生命保护毛主席，全心全意搞好服务。”

“跟我来吧。”李银桥在前面带路。踏上台阶时，他整理一下头发和衣领。我也下意识地把衣服抚抚平。他停我也停，他走我也走，像个尾巴似的，紧随他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看报，像是在等我。听到声响便抬起头，目光在李银桥脸上一掠便落在我身上不动了。我立刻感到一种紧张，筋肉绷得发僵，呼吸也发生了困难。

“主席，他来了。”李银桥的声音传入了我耳中。我看到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放下报纸：“好，那好。”他点点头。后来我逐渐发现，毛泽东满意什么事情时总是说：“好，那好。 ”

“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招招手，“过来，小鬼，过来说。”

“李连成。”我边说边朝毛泽东走近，只隔一步距离才停住脚。

“李连成，是这么写吗？”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写字。

“是的。”我点头。

“今年多大了？”

他的湖南口音，连问两遍我才听明白。

“16了。”

“你是哪里人？”

“大连。”

“那么你是见过海哩 ？”

“我在渔网厂里编过渔网。”

“你高兴不高兴到我这里来工作？”

“高兴。”

“可是你才16岁，爸爸妈妈放心你来吗？”

我低下头：“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一阵静默，我重新抬起头时，发现毛泽东眼里露出一种同情怜爱的神色。他忽然从茶几上抓起一把糖，递给我：“吃糖，吃块糖。”

毛泽东的手真大，他抓一把糖，我用两只手去接，仍然掉地一块。我犹豫该不该捡？毛泽东已经俯身去拾。我便有些急，也忙弯了腰去捡：“主席，我来。”不料，地上的糖没拾起，捧着的糖又掉落了几块，我好狼狈啊。

“娃娃，真是个娃娃。”毛泽东不让我把糖放回茶几，把拾起的糖塞我兜里：“揣起来，揣回去吃。”他重新打量我一遍，问：“家里还有亲人吗？”

“还有个妹妹在大连。”

“你上过学吗？”

“上过四年。”

“你应该上学么。你是见过海的人，应该有志气。趁现在年轻，应该多学习学习。”

当时，我没有理解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心情和想法，以为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何况，一旦开始值班，我马上发现很不适应，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上仍不能胜任，感觉非常疲劳，根本无心去想上学的事。

毛泽东生活与常人的规律完全不同，这一条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首先是吃饭，总要让人一再提醒。他什么时候说吃吧，才能去办。弄饭本该是厨房的事，他又经常嫌麻烦，让我们在电炉子上煮一茶缸麦片粥或下点挂面便算一餐。一天或吃一餐或吃三餐没个定数。这一来，我们吃饭也常失去规律。他的睡眠更是特殊。多数时间是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稍遇大事便接连两三天不睡一觉，我们值班卫士只好陪着，几天下来便全身乏力，哈欠连天。他过人的精力令人吃惊，也叫人难以忍受。我想探索其中的奥秘。莫非是吃了什么补品？仔细观察，什么也没发现。毛泽东入口的东西都是要经过我们卫士之手的，就连吃感冒药也不例外。毛泽东从没吃过任何补药。他喜欢吃的就是红糙米、小米、黑豆、芋头。馋了就要碗红烧肉。平时的蔬菜除辣椒、酱豆腐外，也不过是市场上常见的菠菜、空心菜、圆白菜和苋菜等，他似乎也不讲究，菜常常不切一刀便下锅，吃饭时总要拿本书或报纸边看边吃。他从不细嚼慢咽，可以说狼吞虎咽。若是自己吃饭，几分钟就能解决战斗，除非有客人才不得不放慢速度。

毛泽东吃的这些东西普通人不难吃到。我也学过他的饮食，不行，没几天胃就难受。没得到他那种过人的旺盛精力，反而差点垮掉。

我又发现毛泽东特别能喝茶，能吸烟。莫非这些才是他那旺盛精力的来源？试几天，也不行。茶喝多了肠胃老咕咕叫，饿得快，出虚汗。烟抽多了嘴干苦，头也疼。唉，看来这是天生，我暗自这样想。不然毛泽东怎么就能成为全国人民的？

我们为毛泽东不能按时吃饭发愁，毛泽东却只为不能正常大便发愁。他总是大便干燥。几天大便一次，还必须灌肠，灌了肠才能便出，便出他就如释重负。我在独立值班前，既要学会用茶缸子煮麦片粥，下挂面，烤芋头，又要学会用洗脸盆和胶皮管子灌肠的一套本领。

毛泽东比别人多一点讲究，就是每天要擦个澡，按摩按摩。这些工作也都由我们卫士来完成，所以我必须学会按摩。

按摩时，毛泽东常同我们聊天，但多数时间他是看报批文件。他有躺在床上看书批文件的习惯。我们在旁边按摩，并不影响他工作。记得次为他按摩，我小心翼翼地问：“主席，这样行吗？”

“嗯，好，很好。”毛泽东放下报纸，望着我，我便低了头。平时谈话，我就怕主席看着我。他若看着报纸跟我聊天，我还自然自在，他若看着我，我就会不自然不自在。可是，毛泽东的目光不肯离开我，问：“你为什么要学这些呢？你还年轻，上学会不好吗？”

毛泽东多次跟我提上学的事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去，但我怎么好说“行，那我就上学去吧”？说不出口啊。我总是回答：“我愿意在主席身边工作。”

于是毛泽东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紧我，好像要看透我的心思似的。良久，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年底，我终于下决心去学习了。这个决心能下，同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不无关系。

毛泽东外出，行李由我们准备。他无论在火车上还是住宾馆，都睡木板床，用自己的被褥。他的被褥是一色白漂布，他使用的毛巾被是旧的，就是如今摆在他故居中的那条补了补丁的毛巾被。荞麦皮白漂布的枕头，冬天铺枕巾夏天铺枕席或报纸。两件柞蚕丝的睡衣，多少年来就是那么两件睡衣。有两套衬衣衬裤换着穿，洗衣服的事情也是由我们卫士做。他有一双大头棕色皮鞋，一双圆口黑布鞋。有两条毛巾，分工不明确，擦脸擦澡擦脚随便用。要带点烟和茶。带双乌木筷子或毛竹筷子。带的牙具中，没有牙膏只有牙粉。他从不使用香皂，只偶尔用用肥皂。行李中有分量重要不能少的是那两个书箱。

那是两个木头箱子，粗糙笨重。二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刷了清漆，这是专门出差用的，里面装满书。《 辞海 》、《 词典 》、《 楚辞 》等书是每次必带。其余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根据毛泽东的吩咐选择。毛泽东在生活中是漫无拘束的，书房和卧室中，这里那里堆满书报。看似杂乱无章，他却能够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如果你想按照一般外观上的标准搞点条理化，归置整齐，那就糟了。他会因为找不到要看的书而烦躁恼火，甚至发脾气。

“我的书不许你们动，放在哪里就在哪里。”他这样提醒我们，特别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要去外地了，上火车前，毛泽东将手那么一划：“把这些都带走。”那手势须在老卫士帮助下才能理解。不但包括了桌案上的几堆书报文件，而且包含了沙发扶手上和茶几上几本像是随意扔掉的书。

书报装箱后，放吉普车上先走。提前两小时左右送到专列主车厢内，按照在家时的样子，将书报文件重新摆放在书桌上，丢在沙发扶手或茶几上。原来放在床上的书现在也仍放在床上。总之，一切照旧。毛泽东登车后，擦一把脸即可开始看书、办公。他需要的书轻而易举就能在“老地方”找到。

糟糕的是我识字不多，看书更少，尤其看不明白那些线装书，摆弄两个书箱便格外吃力。虽有老卫士不断提醒，仍忙得头晕汗出。怕到火车上恢复不了原样，那些书报装箱时我便下不了手。偏偏毛泽东又嘱咐我带两本书，那书名我闻所未闻，连问两遍仍不清楚，便不敢再问第三遍，悄悄向老卫士们求援，结果还得由老卫士们去问第三遍。

毛泽东在火车上问我：“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

我说：“十个月了。”

“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

“能听懂。”

“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 聊斋 》没看过，《 红楼梦 》没看过，《 三国演义 》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

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学文化，一同去的还有张仙鹏，上速成中学。临走，毛泽东为我和张仙鹏写了字：努力学习。并签了名。

“听你讲的，开始你是非常想进中南海，非常激动能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的。”我吸两口烟，斟酌词句，“后来就不那么非常了？”

李连成眨眨眼，轻轻摇头：“不能这么笼统说，这样会生出误会。这个问题必须全面细致地谈。

“就是说，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

李连成点头：“是这样。我先后三进三出中南海，都是有原因的。首先，毛泽东的学习精神、革命精神、忘我工作和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对我教育是很深的。至今我们卫士们碰到一起回忆当年，仍忍不住激动，常常热泪盈眶。他并不是没有钱，他有稿费，经常支援帮助同志们，对自己和子女们却要求非常严。一生粗茶淡饭，从没想过享受。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全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困难时期他7个月不吃肉，20多天没吃一粒粮。他的孩子饿得悄悄找我们要饭吃……你说，不是人民能做到这一点吗？他也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但他首先是以行动教育我们。后来我走上社会，很不适应。社会复杂，人更复杂，见到各种不正之风，特别是那些挖空心思谋一己之私的干部，便更加觉得毛泽东的伟大和不容易。”

“你说的不容易是指什么？”

“社会上一些人以为，毛泽东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事求是讲，毛泽东确实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从没要过享受，他只要工作，没完没了地要学习要工作。”

“我采访过许多人，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的们都是这样。我学习结束后，1952年重回中南海，分配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少奇同志住中南海西楼，我跟随他三年多，印象中，他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他话不多，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就能坐住！他和毛泽东一样，抽烟很凶。为了让他少吸烟，光美同志给他买些瓜籽和硬糖帮他磨嘴。可是不行，糖也吃了，烟也没少抽。你想想么，桌上的文件堆起来像小山，那全是问题，要一件一件处理，就那么一坐一天，能不吸烟吗？在生活上，少奇同志也是俭朴得很，甚至我给许多人讲了他们都不信！”李连成吸口气，显出愤慨，“有些家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和人真是太不一样了。”他喝口茶水，平息一下那股心火，继续讲，“少奇同志没有什么稿费，只有工资。光美同志的工资又低，他们有9个孩子，他们是严格按照自己的工资收入来计划自己生活支出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在一起吃饭，早晨连牛奶也轻易不喝。就是稀粥咸菜，中午两个菜，剩下了，光美同志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认真收起剩菜，晚饭热一热再吃。孩子们都是吃机关或学校的食堂，一个孩子的衣服小了就给下面的弟弟妹妹穿。一个捡一个的衣服穿，补了又补，直到不能穿为止。“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一些坏蛋和愚昧的青年们斗争王光美同志，我在心里流泪。他们懂个屁呀！光美同志出国穿件好衣服，那是工作的需要。我在她身边工作几年，我还不知道？她的艰苦朴素在中南海里也是突出的，整年一身蓝布褂子，除了工作需要，从来不曾打扮。她出门上街，去王府井商店，全是骑自行车。为了适应外交场合的需要，不得不打扮一下时也是想了又想，她难哪！就这样，江青还借机打击陷害她，那些受愚弄的红卫兵也跟着胡造反。我相信，绝大多数红卫兵今天再回想自己当年的行为，也会痛悔不及的。”

“我完全同意你讲的。”我想了想，试探着问：“那么，你在接触中，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没有不同的地方？我主要是指性格和生活方面。”

“他们都是伟大的。”李连成先用肯定的语气说。而后略一沉吟，放慢声调，”当然，人和人不可能都一样。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献身精神，有巨大的革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不过，也有各自的特点。毛泽东热情、幽默、激烈，他的不宁静、容易冲动是显而易见的。他经常思考，久久地在那里沉思，并且为自己想像的东西而着迷。比较起来，少奇同志较宁静，注意规矩和条理，一举一动都更稳重，更富有修养。他在我们卫士面前像位慈祥的长者，很关心，但不乱开玩笑，更不曾发过脾气。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关心我们，可以随便开玩笑，无拘无束。但他一旦发脾气，那也是很厉害的。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很和谐美满，他和光美同志感情非常深，他的生活起居都是光美同志照顾，我们卫士很轻松，没有多少事需要紧张劳累。毛泽东同志的家庭生活不够和谐，这主要是因为江青。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常有争吵。毛泽东的生活全由我们卫士照顾，不让江青多管。这样一来，卫士们便24小时不离身边。少奇同志是白天工作，夜里休息。毛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工作。这种特殊的规律也常常打破，有时几天几夜不睡，所以卫士们也紧张疲劳得多。”

“这就是你后来不那么‘非常’愿意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因？”我冒昧地问。

“不是不是。”李连成急忙摇头：“累是累，毛泽东更累。我们卫士毕竟可以换班，毛泽东可是不能换班的。”

“那么，是因为毛泽东跟你发脾气了？”

“也不是。”李连成犹豫一下，终于说，“这话怎么讲呢？我总觉得一家一户当个老百姓的生活更自由自在些，更适合我。”

“你能解释一下吗？”

“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到毛泽东那种情况，也都会发脾气的，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他生活单调不自由。江青不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我们卫士昼夜相随。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的，他决不是要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警卫局管、公安部管、中央管，我们也劝止，说不适合他就不去了。为了安全，中央决定不许他坐飞机。他为此发过多少脾气呀！次游长江，也是多次发脾气，把警卫中队的中队长都赶走了，才如愿以偿。但多数时候，他发脾气也没办法。比如他想送客出中南海，警卫人员便要拦住，没有安排是不许他出去的。”

“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像普通人一样聊天。事实上不可能。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出去随便走走，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同意了，条件是要戴墨镜和口罩。毛泽东散步，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泽东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群众闻声拥来。于是我们卫士便不容分说把他搀着架着拉走了。他发脾气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

“毛泽东坐在专列上，曾那么神往地注视着窗外那普通的农村，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家生活。他吮着下唇，内心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望望环绕左右的卫士，忽然有了办法，指着远村说：“停，停车！我要去那村子里吃碗红烧肉！”他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不能够。卫士长在车上打个电话，立刻就能通知省市领导，下面马上就要全面准备。待毛泽东走去农村讨红烧肉吃时，一切早已作好了安排，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活……都作了安排。”

“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1958年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出来后正值吃饭时间。毛泽东坚持要去饭馆，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一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上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11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5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手表收了8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出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

我发出一声轻叹，表达了许多不易讲清的复杂的感情。随后小声说：“我可以理解你了。”

“我们比起毛泽东还是自由多了，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不必担心被包围。可是，毕竟不全是普通人的生活，只是有时能过上而已。”

我点点头。问：“你是三进中南海，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算第二次。后来怎么离开，怎么又到了毛泽东身边？”

“1955年出了所谓潘汉年事件，1956年我被调到上海参加调查处理。1957年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上海，见到了我。”

警卫工作已经全面部署完毕，我被安排在国际大厦游泳池。池水清澈透底，平静得像一面巨大的玻璃板。有人吊起温度计检查水温，从那里漾起一层层涟漪。于是，我心里也漾起阵阵涟漪。我有很久没见到毛泽东他老人家了。

门口那边起来一阵骚动，接着进来一行人。我心房突然一阵紧跳，看到了毛泽东，看到了紧随他左右的卫士长和卫士们。毛泽东边走边同身边的人说几句什么，偶尔也朝我们守在岗位上的警卫人员瞟一眼，显然没有认出我，毫不在意地移开目光走过去。

然而卫士长和卫士们认出了我。卫士们朝我点头微笑，卫士长更是大步赶到我面前：“连成，你在这里？真没想到。”

“卫士长，您好。”我同他握手。

李银桥把手一拉，另一只手拍到我肩膀上：“嘿，太好了。走，跟我走吧。”

“不行，我站岗呢……”

“你就跟我走吧，没事，仍回来工作，我跟你们领导说。”李银桥拉着我不放，“主席身边正缺人，我一直选不到合适的，没想到遇上了你……”

我发现其他警卫人员都用惊讶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他们并不知道我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单是这一条在他们眼中就足够光荣甚至神秘的了。可是，这许多警惕戒备的警卫人员本身又使我立刻想到了另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苦处，便小声他说：“不，不行，我不想回去……我怕干不好，担当不起责任……”

“嗨，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马上跟主席说去。”李银桥不由分说拖了我走。我试图挣扎，忽然看到了毛泽东，他已经准备下水，却停下来，朝我们望。我立刻变老实，乖乖跟卫士长过去见毛泽东。

“主席，还记得他吗？小李。”

毛泽东打量我，略一沉吟，微笑点头：“是李连成同志吧？你好吗？”

“挺好的。主席你好吗？”

“好，好。”毛泽东点头。他稍稍有些胖，但面色红润，还是显得很健壮。

“主席，李连成在你这里工作过，情况都熟悉。现在缺人。我想叫他回来继续干。”

毛泽东望着我，简单问问我近来情况。他对“潘汉年事件”并不清楚详情。据我所知，毛泽东1955年到上海时，遇国民党飞机轰炸，公安部门认为潘汉年是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这种具体事毛泽东并不过问，多不过听人讲讲。

我简单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毛泽东很随便地问：“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工作还愿意吗？”

“愿意。”我只能这么回答，“可是，我怕干不好……”

“那就来吧。”毛泽东已经把目光转向游泳池。于是，我便退到一边。

游泳结束后，我在一片羡慕的目光中，带着复杂的情感被李银桥拉上汽车，来到毛泽东的专列上。李银桥同我谈了一宿。我怕干不好，怕不适应红墙里的生活。李银桥说这么多年了，会干好的。而且，跟主席谈过了，再不来不合适，就这么我又回到毛泽东身边。随专列由上海到杭州，接着又回北京，第三次走进中南海。

“那么，第三次进中南海你是有些勉强的了？”我将烟灰缸里有些满溢的烟头往里拨一拨，又续点一支烟。

李连成点头默认，马上又解释几句：“卫士长和卫士们离开毛泽东时都曾难过得掉泊，甚至哭出声。我也不例外。离开以后时时想念，我们都梦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与我们互相间的感情毋庸置疑是极深厚的。在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办了文化学校，请来老师督促我们学文化，学科学知识。我第三次进中南海的心情，准确来讲不能含糊成一个勉强，应该说是矛盾。因为矛盾所以动摇，拿不定主意。卫士长一劝，我就拿定主意回到中南海，回到毛主席身边。”

“理解，理解。我连连点头，继续问：“可是，我曾听卫士长讲过，你第三次离开中南海是有些原因的，是主动要求调走的？”

“他都跟你讲了？”

“没有。他只简单带过一句，好像是跟江青有些关系？”

李连成沉默良久，他的表情使我想起许多同志对他的评价：敦厚、善良。他歉意地摇摇头，嘀咕着：“没啥……我没啥好讲的，真的没啥。”我想尽办法撬他的嘴，终于徒劳。他只嘀咕两句：“唉，她后来搞了‘四人帮’……那时她还没搞‘四人帮’。本来我是全心全意，那时她脾气就不好。”

不过，我还是从其他渠道采访到一些情况。

1959年，一个美丽的秋日。一个广州市的朦胧的早晨，李连成似乎被那空旷潮湿的寂静弄得有些心神不定。他从走廊勿匆走过时，是踮起脚的。尽管每个屋门都很隔音，他还是怕走出声啊。

她今天心情可能会好些？但愿昨夜睡了一个好觉……李连成走得匆匆，想得匆匆。江青近来心情不好，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昨天为安眠药的事，朝医生徐涛发了脾气。按照规律她发过脾气之后会有相对一段时间的安静。不过，也有脾气节节高，越发越大的时候……李连成在一道沉重的屋门前停住脚，平稳一下呼吸。他忽然生出一丝后悔。当初分配任务时，自己为什么不耍点滑头呢？能躲开多少麻烦。

每次出任务，是由卫士长分配。谁跟主席谁跟江青，谁留守家里。卫士们深知“夫人难挡”的道理，可是李连成不喜欢把话挂在嘴头上。他习惯把话忍在心里。也许卫士长误会他没有牢骚，跟随江青值副班的任务多数落在他身上。于是，他变成了“出气筒”。

是出气筒。李连成这样想。江青那么高的身份，犯得着跟他一名小卫士闹别扭吗？她或在家里同毛泽东闹别扭，或在外面同其他首长或首长夫人闹矛盾，有了气没地方泄，便会泄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头上。毛泽东曾说江青“大煞风景”，“她一来就叫人扫兴”。所以常常躲避，一年难得几次见面。但毕竟是夫人，不能不闻不问。向毛泽东汇报江青情况成了李连成一项工作。每次汇报，李连成总想说一句话又始终不曾说出口：主席，我想我有好几次是代你受骂了。

李连成开始脱鞋。昨天进门，江青忽然喊：“出去！给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进。”他连忙退后两步，退出屋门，脱掉鞋，赤脚进门。江青皱着眉头咕哝一声：“我就烦你们走路声大！”李连成一声不吭，只是扫一眼脚下的地毯。地毯有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有声。年初他曾陪江青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屋里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

李连成赤脚进门，大气不敢出，怕有声。他见江青正在梳头。江青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配上她的白皙的皮肤，是很有一些风度的。听说在延安时，女孩子们都喜欢找她理发梳头。经她打扮过，可以增添几分美。那时，不但男同志们认为她是出色的一个，女同志中也不乏崇拜者。如今，她仍然显得那么年轻，她会保养，若不是常常心情不好，她本该更显年轻。她的烦躁火气时时可以感觉到，刚才电铃响得急促跳动，继而剧烈绵长。李连成开始急赶，可是进门后，江青又只顾梳头不做声。

“江青同志，我来了。”李连成早已在镜子里与江青的目光相遇过。为了礼貌，他还是报到一声。

“嗯，外面冷吗？”江青从镜子里望着他。

“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继续梳头，过了一阵儿才朝椅背靠去，将头慵懒地一晃，头发轻轻甩动一下，说：“我要出去散散步。”

在江青身边服务的主要是女护士，男护士只管饮食及安全保卫工作，负责警卫工作的还有省公安厅的同志。李连成出去作了安排，回来又等一段时间，江青才穿戴整齐，慢步走出。

太阳已经高悬，大海烟波浩淼，巨浪悠悠。远处的帆船星星点点，凝住了一般。李连成深深呼吸，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油然而生。

可是，耳边忽然响起尖声：“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

李连成不曾轻松一霎立刻又换上紧张。他看到江青锐利的目光直射过来，明白在劫难逃。便小声说：“我再给您取件衣服去。今天太阳好，您活动活动对身体好。”

“你是要我身体好吗？你是想叫我感冒！”江青转身回屋去了。李连成并不觉委屈或难过。自己感觉不冷，江青感觉冷，这也是可能的，各人体质不同。江青近期身体不好，已经在广州住了半年。他甚至有些怜悯江青，她更多的还是心情不好。她跟谁也合不来，走到哪儿矛盾到哪儿。大家躲她，越躲她她越觉孤独忧伤，于是脾气也越坏。可是她怎么好坏不分呢？我本是全心全意为她好……李连成心里叹息着摇摇头。

工夫不大，护士又来叫他：“连成，快，江青要打扑克。”

李连成闻声起身，随护士来到江青房间。他明白，江青的日子难打发。毛泽东总是不允许她插手国家大事，就连生活秘书这个职务还是周恩来一再提议，毛泽东才勉强同意的。江青为不让她“抓大事”赌气，有时在毛泽东身边就像示威一样整天打扑克。偶尔还发句牢骚：“没事干就打扑克呗。”

但是，江青打扑克就像搞政治斗争一样认真，常为一张牌而争吵，甚至哭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罗瑞卿等同志都曾经为她打扑克闹起的矛盾而召集工作人员开会解决。所以，陪江青打扑克决不是消遣，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任务。江青不能输，但也不能总赢，既要保证她终是赢家，又要维持打牌的竞争性，这任务就不易完成。

李连成和江青是对家，打升级，一路顺风扶摇直上。升到Q时，李连成算计着该输几盘了，否则便要失去竞争性。他给护士递个眼色，护士心领神会。于是李连成便两次“失误”，导致下台。输过两盘之后，李连成心里嘀咕，该不该翻身？输三盘怕江青生气，输两盘怕竞争气氛不浓，略一犹豫，还是再输一盘吧。

“吊！”李连成甩出后一张主牌。不等轮到江青出牌，她已皱起眉头瞪住李连成：“你吊谁呢？你不知道大王在谁手吗？”李连成心中咯噔一沉，明白要坏事。难堪地陪笑说“我，我误会了，见您吊一次主就反吊……”

“我拉过两圈副牌，你是真不明白？吊一张让你管住拉副，你真不懂？你想当内奸是吗？你说呀！”

李连成那一番苦心如何说得清？说出来更糟，这么多年打牌就全成了戏弄人。他只能继续解释：“我没看出来，您要继续拉副我也不会反吊……”

“你是故意，你还装什么？”

“一个打牌又不是赢房子赢地……”李连成冒出这么一句心里话。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说出心里话。江青勃然怒发：“出去！你给我滚，不要你！”那牌便摔在桌子上。

李连成明白，现在好的办法便是一声不吭。他将牌放在桌子上，赤脚走出门。刚穿上鞋，江青又喊起来：“你不要走，你给我站在那里，罚你给我站在那里！”

屋门关了，李连成规规矩矩立在走廊里。他以为江青一时发火，很快会过去，会开门解放他。

可是，半小时过去了，仍然大门紧闭，没有解放令。徐医生劝他不要认真，他不理，就那么垂着头，面壁而立，一动不动。

一小时后，徐医生又来了，拉他走：“别那么认真，她睡觉去了，你也走么，她不是说政治上平等吗？你不站她能怎么着？李连成摇头，不说话，也不走。徐医生想了想，又说：“你怕惹事，这样好不好？你回去休息，我给你放哨，江青什么时候起来我再叫你。”

李连成嘴唇紧绷，固执地摇头，还是不动。

“唉，你呀！”徐医生跺一下脚走了。他找了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苏厅长怕江青正在盛怒中，不敢去劝，便赶到宾馆走廊。先动员李连成，让他主动找江青去承认错误。

苏厅长劝半天，李连成就是站立不语。苏厅长关心地拍拍他后背：“听我一句话吧，认个错，不就什么事也没了？”

“我没错。”李连成低低吐出一声。他睫毛抖得厉害，眼圈渐渐变湿，泪花开始闪耀。

“我已经全心……全意了。”李连成猛地咬住下唇，泪水却唰地淌下，他哭了
于是，所有的人都不再言声，都低了头，走廊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

事后，李连成给卫士长李银桥挂了长途，李银桥立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微皱眉头，低声说：“叫小李回来，不要再为江青服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看她自己还怎么耍威风？”

当天晚上，李连成便乘火车离开了广州。

李连成不肯对我讲这段经历。后来得知我了解到详情，才说：“江青罚我站，可以。她叫我滚，我可不能走。徐涛叫我走，还叫我回北京，我不能走啊，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为江青服务并不是江青交的任务，而是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要是走了，那是没有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先给卫士长打电话，经过批准再走，我认为应该这样处理。”

真是一位忠诚老实的好同志！我心里想着，继续问：“是为了这件事你才第三次离开中南海的吗？”

“事情闹这么僵，我以后就不好开展工作了，而且，不久又接连出了点事。那是1960年的6月，在北戴河，晚上常有交谊舞会，江青、王光美、康克清、张茜、郝治平等同志都常去跳。我们卫士要陪她们跳。派我跟江青跳，心里别扭。派的次数多了，我不愿意，又不好说出口。那时每天下海游泳，头发泡黄了。卫士们逗我不敢剃光头，我想这是个机会，争一口气便剃了光头。恰好江青要外出，她外出时我应该坐在司机旁。精光一颗光头，这个卫士形象当然使江青难堪。她又发火了，卫士长也批评我不该弄这个形象。我没多说，只解释一句：“我是想换换头发。以后再也不曾派我这个光头陪江青跳舞或者外出。”

我笑了。这个李连成，他反抗得够有性格。我问：“听说主席也问过你剃光头的事？”

“突然剃个光头，主席当然也感觉奇怪了。他问过其他卫士，没问过我本人。有的同志说我：赫鲁晓夫是光头，你也剃光头。那时，主席同赫鲁晓夫争吵过，同志们敏感。其实主席本人并没这样联系过，至少没有这样说过。”

“主席直接向你发过脾气吗？”

“发过。”李连成痛快承认：说：“至今想来，还是那么亲切，我是非常受感动的。”

“不是真发脾气吧？真发脾气还能亲切受感动？”

“真发，是真发脾气。”

那一次，毛泽东已经闭上眼，那张放倒的报纸在胸脯上微微起伏。我不敢再变换坐姿，保持一个姿势坚持着，两手轻轻地重复一种单调的按摩动作。我熟悉这种情况，毛泽东已经处于半睡眠状态。任何大的动作都会使前功尽弃。

他已经两天没睡，直到写完那篇文章。

他已经服下第三份安眠药！

我在等待。焦急，疲惫，又小心翼翼。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忽然，我体内起了一阵兴奋的痉挛，倦困立刻抖去。听到了，那期待已久的熟悉的声音，像吹来一缕春风，在林梢上掠过。悠悠地，漾出若隐若现的哨声。那声音极遥远又极近切。开始细微，渐渐宏大，在静谧的房间里回荡。声响终于显出节奏，好像从容的脚步来来回回走动。庄重，神圣，还略略带着一丝忧郁。我有些晕，木床和大地在身子下边旋转。全身被轻风抚摸着一般惬意，那呼吸之声是多么神秘。古老而又年轻！表现着宇宙的节奏，跳动着生命的脉搏……蓦地，一道响声拖得很长很长。这应该叫作鼾。毛泽东熟睡时鼾声如雷。那鼾声渐轻渐远，仿佛走向前程未卜的未来。我从晕眩中醒来，泪花迷离，恍若隔世。一个人若没有见过毛泽东的工作，那么，他决无法体会这鼾声的意义和给人所带来的幸福和安慰。

我极轻极轻地下床，蹑手蹑脚，朝着门口慢慢地、慢慢地移动。可是，眼前像打了一道闪。我一怔、马上发现窗子没关。阳光刺目地射了进来。糟糕！我皱紧眉头，这道光要不了一小时就能射到毛泽东身上。那么……

我抿抿嘴唇，只好向窗子移动。站到窗前，我犹豫了。正是夏天，为了能够既遮光又通风，那窗子是木质百叶窗，放下来就替代了窗帘。木质的、木质的……我咬咬牙，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去放那百叶窗。天哪，可千万别出声响。我的动作慢极了，竟没有注意这口气不够用，还差后一尺的距离时，我才发觉憋得忍无可忍，如万箭穿心，我本能地张大嘴巴猛烈抽口气。于是，那担心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卡啦，百叶窗滚滑下来。这声响若是在喧闹的街市上也许听都听不见。然而，响在静谧的房间里，却不啻一声雷鸣。那匀长的鼾声骤止，我也如凝结了一般僵硬住。心脏还不曾恢复跳动，身后己响起愤怒焦躁的声音：“嗯？怎么回事？”

我迅速转身，面无血色。

毛泽东已经欠身坐起，微微浮肿的眼睑似乎在跳动，网满红丝的眼睛瞪住我：“说啊，怎么回事？”

“我、我关窗……”

“早干什么去了？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值班了，你给我站着去!”

我一声不响，走到院子里立正站好。

工夫不大，多不过五分钟，毛泽东开门盯着我，依然满脸怒色：“你去吧，你不要在这里了，你去把李银桥叫来！”

我低头向值班室走去，哭丧着脸向李银桥做了汇报。卫土长便匆匆向毛泽东卧室赶去。

我惴惴不安地守候着，好久好久，屁股都坐麻了，李银桥终于阴着脸走进来。

我急忙立起身，晃了晃，站稳了，用询问的目光可怜巴巴望住他。

“你怎么搞的，事先为什么不作好准备？我真想——”卫士长咬牙切齿朝我举举拳头，没有说下去。

“主席睡着了吗？”这是我关心的事。如果毛泽东能重新入睡，我情愿叫卫士长痛痛快快打一顿。

“还睡什么睡？主席有多痛苦，你这个小混蛋！去吧，主席叫你呢。”

我痛苦而不安地回到毛泽东卧室，他正斜靠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文稿，眉头皱起很高。听到声响，他侧转脸，望住我。

“主席，我……错了。我低声说。

“唉，”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嗓子有些发沙，“你有点小错，我的错比你大，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

“主席……”我掉泪了。

“莫怪我了。我工作多，脑子里想事多，睡不容易，烦躁，情绪就不好控制。”

“主席……是我不好……”我哭出了声。

“委屈你了，莫怪我了，我已经认了错。我也忙么，国家大事想的多，干扰我睡觉也干扰我思考。我也是人么，人总是有点脾气，我们要互相体谅。”

我痛哭失声。我的哭本是被毛泽东所感动，是痛悔自己工作不慎，可是我嘴笨，这种的复杂心情怎么也不会用嘴表达清楚。结果，毛泽东误以为还觉委屈，在一星期时间里，三次向我道歉作解释。

“唉，至今想起这件事，我就……”李连成嗓音越说越沙哑，终于哽塞了，侧过脸去揉眼窝。

我眼圈也有些酸热。良久，我小声问：“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走，主席不是更误会了吗？”

“不会的。”李连成低着头说，“卫士长帮我说清了心情，毛主席也了解我的秉性，卫士长一说他就理解了。何况，我要求走的理由毛主席也是满意的。”

“什么理由？”

“要求上学么，毛泽东极看重学习，谁肯学习他就喜欢谁。我要求去人民大学预科班学习，毛主席好高兴哩。老人家拍着我肩膀说：好，那好。肯学习说明你有志气，有出息。我上学后，毛主席还专门让小胖张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过年。1962年的春节，我是在主席家里过的。主席不喝酒，那天跟我干了一杯葡萄酒。脸好红呢，笑得那么开心……”

李连成说着，目光转向窗外，凝望着，久久不动一动。他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没有问。我怎么忍心打断他美好的回忆？

毕竟，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美好幸福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