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新医改要坚持“中西并重”

“调结构”是眼下每个行业都要动的“手术刀”，如今这把刀转向了擅长动手术的医疗卫生系统。
　　2011年5月27日，中医基本现状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是建国后次进行如此高规格的调查——将动员80万人对全国80万个机构进行相关调查。
　　这些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对应的是2011年这个新医改的攻坚之年。自20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每一项的改革突进都将影响新医改的进程和成果，包括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公立医院改革等。
　　中医药本身就是“调结构”的一把钥匙，这正是“中医思维”——“未病防病，不贪多”，在新的一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背景下，中医药将是一个新兴产业，更是一种思想。
　　持有这种观点的王国强，是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2007年就任现职以来，王国强为这一古老行业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走遍全国”，并使得“中西医并重”进入“十二五”规划。
　　40年前当过赤脚医生的王国强深知，“一把草、一根针”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是对于启动两年来的新医改，这种传统意义和精神弥足珍贵。
　　“治未病”与新医改
　　从以治病为主，转向未病防病，是目前世界医学界的一个转型趋势，这种趋势与中医讲求的“治未病”理念相契合。但这种理念在其发源地中国并未充分发挥效果。“未病防病”如何成为中国医疗体系的首要理念？
    　《财经国家周刊》：沉寂多年后，如今大家能感受到中医诊治和中医养生又重新回到了民众生活中，甚至成为社会热点。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医药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
   　 王国强：中医药成为热点还是因为群众基础，群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回归。近出现的张悟本的事情，恰恰从一个层面反映了老百姓对中医和养生保健的需求。老百姓希望什么呢？不花钱也能治病，少花钱也能治病，希望能够防病；讲求食疗，讲求非药物疗法。
    　对治疗疾病，大部分人希望“快”，希望很快解决问题。包括家长对小孩，儿童的高烧，或者儿童的一些疾病，都希望到医院马上能输液。其实好多的病可能不一定需要输液，用抗菌素。
   　 中医的理论和西医的理论是两个体系，西医讲“对抗医学”，中医讲“整体医学”，西医可能更多是针对病灶，中医讲的是人的整体调整、整体治疗。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是新医改进入攻坚的阶段。如何重建中医药对新医改的贡献？
  　  王国强：中医药这几年来有了很大的新进展。
   　 我举个例子，国家发改委从2008年开始支持在全国建立十个中医药临床研究基地，主要突破中医筛选出来的16个病种。在这些病种的治疗上，中医和西医相比有优势，而且是西医在治疗上有难度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肿瘤、肝病、肾病、血液病包括艾滋病。
    　我们建立十个临床研究基地，希望每个临床研究基地承担一个病或者两个病，就是用中医理论去研究它，用现代科学技术来阐述研究中医，从理论上、技术上、从药物的研发上、临床疗效评价上形成一个体系。
   　 天士力丹参滴丸为何在美国FDI（联邦药品管理局）通过了二期临床总结，美国人也认识到效果很好。一些美国人讲中医药的时候不再强调一定要讲到什么成份，精确到什么程度，就是临床上用了以后，除了安全性可以，就是临床上的疗效跟阿司匹林、硝酸甘油比较，效果一样，说明这个药还是有效的。所以不是一定要出理论，理论上的东西可能很深奥，可以首先从疗效上和安全性上去做。
   　 如果说用若干年时间，我们16个病种中医都能够拿出很好的疗效，那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对全人类也是一个贡献，因为这些都是世界性的难题。另外，在这轮新医改中，我们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针对中医药而言就是，怎么样在国家的支持下使得中医药有确切的疗效，跟老百姓贴得很近，无论从医疗上面还是保健方面，另外价格相对便宜。
  　  《财经国家周刊》：新医保制度是新医改五项改革之一。虽然目前的中医药潜力很大，但在事实层面，中医药发展遭到了很多发展制约，比如全面纳入医保范围等现实问题，应该如何突破这些制约？
   　 王国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一个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国的医药卫生发展道路应该有中国特色，而不是去照搬英国的、美国的模式。大家也都看到，英国和美国现在也并不完美。美国也在医改，而且美国的医疗费用高昂，其年人均医疗费用7600美元，总医疗费用占GDP的比例是17%点多，比我们高得多。
 　   就这样，美国还有4000万人没有享受到医保，现在的医疗保险难以支撑这样一个医疗体系的高昂医疗费用，而且是个无底洞。在美国治那些疑难疾病，包括癌症，花的钱不得了，所以中国不能走那个路。中国也不合适走英国的路、欧洲的路，欧洲确实全面投入，也有好的经验，但他们的医疗效率、治疗效果也遇到挑战。
    　所以中国新医改、中国的卫生事业，一定要坚持“中西并重”，一定要把两种医学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把两种医学优势很好地融合起来，特别是我们要重视中医讲的“治未病”，要关口前移，把真正预防为主，体现在老百姓的健康医学上，体现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
    　中医药相对于西医药来讲，它的诊疗方法比较简单，它不依赖于高精尖的技术，仪器设备，相对来说医疗费用相对是比较低的。
    　湖南浏阳市社港镇的卫生院，有一个民间大夫。我去看过他的治疗。一个小孩子骨折，X光片看到骨头掉到外面了，如果到西医院肯定马上手术，打钢板也好，打钉子也好，先固定，长好以后二次手术，然后再把钉子取出来，把钢板取出来。我问西医治的话多少钱，他说两次的话恐怕得一万多块钱，而且对手的功能恢复可能还会有影响。而我们那个大夫，上去按住这个手一下一提，就好了。一看片子，骨头复原了，只花了几百块钱。而且不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很大影响。
   　 目前，中医药传统医学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它和西医药相比是个弱势群体，这些年来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和西医药相比那还是发展慢的，我们对中医药在体制、机制、政策、扶持的力度和西医那是差距很大的。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在研究中医药，会不会出现“国内开花国外香”的现象？
    　王国强：2010年底习近平副主席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大学，专门为一所中医孔子学院揭牌，讲到中医是中华文化精髓，南京理工大学和墨尔本大学联合挂了牌子叫中医孔子学院，这也是中医药走向世界很好的一个平台。
    　要在社会上形成中医药大发展的局面，现在要形成两个倒逼机制。
   　 一个倒逼机制就是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倒逼我们中医的学术发展，使中医能够更好地造福老百姓。过去我们可能会说政策不支持，老百姓不认识，发展不起来，现在政策也支持，群众也欢迎，中医的发展就形成了很好的背景支持。“十二五”要好好把握中医药发展，要制定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标准就应该是国际标准。
   　 第二个倒逼机制就是当中医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之后，国际上越来越关注中医，研究中医，国外投入大量的资金，投入人力物力去研究它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警示，是不是会中医药墙内开花墙外红，人家研究出来以后回过头来会出口转内销，有的人就曾经扬言，50年以后让中国向外国学中医，这个情势不完全是危言耸听。所以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自己能不能拿出自己的标准来，主导权、话语权、标准的制定权是非常重要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发展窗口
    　新医改的主题是公益性，对于中药发展而言，产业化是必由之路，代表未来国家发展支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确定并启动，生物医药正是其中一个，这成为中医药发展的一扇崭新窗口。
　　《财经国家周刊》：中医药产业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背景下，如何借力而为、借势发展？
    　王国强：在国务院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生物医药是七大产业之一，国家已经把中医医药、现代中药作为生物产业狠抓的一个方面。
    　现在开发新的药物，难度很大，开发周期长，投入大，这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医药应该说是中国原创的，同时又有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不管是中药成方，还是现在医院里面搞的院例制剂，临床都很有疗效，这都是我们开发中药新药很好的源泉和基础。
    　加之现在大家对中药的认识已经从“单靶点”变成“多靶点”了，毫无疑问这是很好的机遇。现在正在实施的新药创制重点项目，里面就有国家正在进行的大量投入，研发中药将作为一个主攻方向。
    　应该让社会资本更多去推进，吸引更多企业关注研发。现在我们国家的重要企业发展非常快，比如梧州中恒药业做的“血三通”，一个药就可以做到90多个亿的产值。
　　《财经国家周刊》：此外，在新医改的框架内，如何从机制和布局上优化新医改提出的改变“看病难和看病贵”的命题？
    　王国强：“十二五”期间要在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民族医药、中西结合、国际交流这些方面全面推进。教育如果培养不出合格的中医人才，出来的中医都不像中医、不喜欢中医、不会用中医、没有中医理念的话，那怎么传承呢？
    　要构建我们的医疗网络，让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不仅仅局限在有几个医院有中医，中医应该渗透到乡村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知道你们去看了没有，让我很感动的是，一些社区卫生中心的老年人在接受着中医的针灸、推拿、火罐、药浴，这些病到大医院去要排队，可能也还是开点药。在社区卫生院接受这些治疗，效果很好。
    　为了让中医更多接近群众，所以我们今后三年要继续把中医品牌做下去，推动下去。要做到“三进”，让中医进社区，让中医进农村，让中医进家庭。保健这方面我们要大力弘扬推广“治未病”，预防为主，让老百姓自己掌握，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知识来掌握怎样保健，怎样预防疾病。
   　 在中药研制方面，中药怎么变成老百姓乐意服用的、便于服用的形态，你总不能拿着药出差吧？但是要注意在改革中不能西化，不能把中医的精神丢掉，又走了西药研发的路了。
    　自己的才是世界的
    　中医药是中国的，但早已成为世界的。“自己的瑰宝”现在却面临着外来的冲击，这是中国中医药的时代命题，如何对原产地进行深入保护？如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财经国家周刊》：中医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应该如何加强？
    　王国强：这方面应该说是很难的。几千年的方子，可能早已经超过了保护期；另外它是一种知识，人家拿去以后，研究的话，再申请知识产权以后，可能就是对方的了。知识产权战略，因为中医是中国的原创，所以中国应该去重视，就是说我们原创我们要有发言权。
    　前不久，我们中医针灸申请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地是让其得以系统的传承。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不是说不让其他国家发展，恰恰相反，应该鼓励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医到了欧洲，它可能有变化，它需要按照欧洲人的习惯用。
　　《财经国家周刊》：“中医诊疗标准不统一”被一些人认为“事关中医的生死存亡”。另外，中医药的原产地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
    　王国强：标准化是一种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国际标准委员会已经确定成立一个中医药标准委员会，总部设在中国，秘书处在上海。
    　当然，我现在也很担心中药的原产地保护，比如要从沙漠里挖甘草，挖锁阳，把土地环境都破坏了。随着资源减少，中医药究竟怎么发展？
    　另外的难题，是怎样进行规模化建设。我们应该改良它，有些珍贵的、稀缺的，应该找替代品，像牛黄、麝香、虎骨等。虎骨现在不可以用了，怎么弄？麝香非常缺，怎么办？牛黄丸，没有真麝香、没有真牛黄，它有可能疗效就受影响。这个方面需要加强科研，寻求解决。
    　现在中药材在涨价，为什么涨价？因为粮食在涨价，农产品都在涨价，中药材也是农产品，农民如果卖不出钱他就不种了，不种，中药就没有了。怎样保持一个合理的价格，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财经国家周刊》：在促进中医药科研创新方面，如何实现突破？
    　王国强：从中医内部自身来讲，现在存在继承不够的问题——中医的精髓，中医的这些好的理念，我们可能还没有学到，没有继承下来；同时创新不足，就是说怎么样满足现代人对中医的需求。很多人在问，中药怎么进行改革，我认为应该在保持中医的特色和理论的基础上，使它变成老百姓乐意接受的一种治疗方法。
   　 比如说，复方是中医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所谓复方就是“多靶点”，既要“治局部”，同时要“调整体”，比如扶正祛邪，同时清热解毒；同时它又能通过药检部门的检测，能够标准化，能够做成非常疗效确切的制剂，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很多的科研工作。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走向西化了，中药提取单一成份，就变成一个从西药的概念去看中药，这样很容易把中药的精髓和特色消除掉。你看《黄帝内经》、《伤寒论》都是从临床上总结出来的，它和西医还不一样，怎么样把临床的经验能够很好总结出来，能够形成口碑性的推广实用技术这个过程，是一个课题。
    　创新是全方位的，包括理论创新、中医的技术创新、中医的诊断方法创新、中医的疗效评价创新；在中医药的产业方面，包括中医药制剂、中医药药效、中医药祖方这方面的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中医在如何解决现代疾病方面尚有欠缺，在一些现代疾病方面我们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医药。中医如何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王国强：国际上对现代医学的模式和现代医学的理论都在认真反思。对抗医学有它的先进性，比如说依靠高科技、先进仪器设备和有效药物，它可以对某些疾病、某些病灶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发展很快。
    　但是这种对抗医学，它只是治疗局部，比如说杀灭细菌、病毒，切除病变，应该说对挽救生命、治疗疾病有很好的疗效，但是发现有些不是局部就能解决问题的，还是一个整体的问题。这样中医的整体医学就越来越重视，受到国际关注。
   　 中医教给我们“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和外部的关系”、“四季对人的影响”。日常的生活节气变化和人内部的和谐是有关系的。另外，如果局部有病灶，按照中医的理论讲，就是脏腑之间有相关性，比如说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肺开窍于鼻，脾胃开窍于口，脏腑之间的相关关系和人的整体是有关系的。
    　有些疾病不是治局部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要调整体治局部，大家也越来越意识到医学模式要转变，要从以病灶为主，向整体转变。从治疗疾病，到先预防疾病；从以病为主，到以人为中心这样的转变，这也是世界上的一个趋势。
   　 我们希望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不得大病，有病及时能够发现，这种对健康的需求，恰恰给中医药的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中医“防重于治”这个理念是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的，从《黄帝内经》就开始提出了，《黄帝内经》这本书不是治病的，是告诉你怎样防病的。




2011年0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