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技术在区域医疗协作中心的实践

王松柏，汶川县人民医院院长



北京大学刘国恩教授



思科中国区公共事务部副总裁俞毅博士

二级医院汶川县人民医院，现在已经成为连接一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协作中心”。这里的医生通过医疗协作技术及云平台可以得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华西医院等专家的指导，也能为县所属的13个乡镇卫生院提供技术支持，医院藉此吸引了大量来自汶川当地及汶川以外的患者。这种模式增强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全局性和整体性，克服了偏远地区医疗优质资源匮乏的问题，极大提高了医院管理和服务的效率，以可负担的费用使病人享受到高质量医疗服务，大大提升了医疗的可及性。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工作者得到了来自城市医院的专业培训与指导，使得整个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提升。

记者采访了汶川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松柏、北京大学刘国恩教授以及思科中国区公共事务部副总裁俞毅博士。

记者：从思科与汶川的项目结果看，汶川县人民医院现在已经成为连接一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区域“协作中心”，这个“协作中心”的工作是否已经进入“制度化”或“日常化”的运作?此外，王院长在实际运用IT的实践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哪些困难?信息化的手段，有没有给医院管理带来什么启示?

王松柏：信息化系统在汶川刚刚开始运作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困难，特别我们是灾区又是民族地区，还是革命老区，当地的交流方式和我们还是有一些差距，在磨合期也非常困难，但是我们的医生适应以后就比较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常态化了。

我们汶川县人民医院是县级医院的龙头，包括医疗和医疗教育，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区域的协作中心。利用信息化系统，我们形成一个“合作体”。我们以汶川县人民医院为平台，跟乡镇、村卫生站到中心卫生院是完整的一套体系。

这套信息系统实施后效果显著，个效果是通过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培训讲座，我们医务人员的整体水平提高很大。我们的基础水平得到提高，服务能力也增强了。第二个效果是通过现在配备的三台移动医疗车在乡镇循环出诊，现在可以对老百姓进行个性化的服务了，由原来的单兵作战到现在是系统服务模式。第三个，原来我们的医生都是被动的跟病人，病人来看病，医生就给他们看，现在我们改成主动医疗了，信息化使医生工作方式也得到了改变。

此外，还有一个降低，就是降低了老百姓看病的成本。整个“思蜀援川”这个信息化项目从规划、设计、施工，都是非常实在的，是源于实践的，欢迎实地考察检验。现在的汶川灾区，漂亮的是居民楼，安全的是学校，现代的是医院。

目前来讲，这套系统在汶川的乡镇建设非常好，村卫生室层面还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相信会全部实现。

俞毅：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四年时间。这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时间比较紧急。当时我自己有一个疑惑，这么偏远的地方，以前什么信息化都没有做过，把这些先进的东西放进去，是不是浪费和。但是做的过程中我就觉得，不管是汶川还是北京，老百姓对就医服务的需求都是一样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做这些项目，正确的就是一开始听取了老百姓的声音，知道百姓到底需要什么，医生需要什么，然后再来设计。我们认为，做这个事情，技术只是打下了基础，只是给了一个好的平台，终来说，怎么发挥、怎么使用，还是要依靠王院长这样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是一个起点，但我们会持续关注。明年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到底在哪个方面，我们还可以继续做得更多，我相信会有一些新的借鉴和新的发现。

刘国恩：对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而言，这个项目是个极具代表性的尝试，结出了硕果，很好地诠释了以基层医疗服务机构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体制的建设和改革的意义。

能够把下游、上游的医疗服务优质资源能够更有效的利用调动起来，使得老百姓看病就医更合理的得到满足。这是我们想象的模式，汶川县人民医院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实践，证明这个模式是有效的、可实践的、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我认为是可以复制的。

在中国的两千多个县里面，很多县也像汶川的地理位置一样，四面环山，要再到另外一个地方，要翻山越岭，要走很长的路，有很大的交通成本。因此，对这样的区县，以县医院为龙头，带动医疗服务体系要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县医院过去因为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没有很好地发挥龙头效应，把下游和上游有机连接起来，导致医疗卫生系统承担的成本，还有百姓承担的成本，都极其的巨大。可以想象，如果不能有效的利用县医院的条件，非得翻山越岭到成都去看病，时间上、经济上的成本都不是一般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所以，国家医疗改革服务以基层服务为基础，县级医院为基础，来加强基层医疗服务建设，这一点特别重要。

在这些交通不便的地方，通过技术手段的实施，医疗服务成本不会有显著的上升，而医疗服务质量又会提升，因此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百姓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提高。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在构建医疗技术平台的同时，还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如何提高所有医疗主体的积极性?从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到县级医院的医务人员，如何在协同体系里面，能够有动力和积极性地去使用这个新技术。新技术的使用与否，对病人的效果显而易见。比如说移动医疗车，属于县医院管理，如果提供上门服务，就有必要获得收入。对个人在经济、体制上如何激励，这都需要思考。俞博士刚才介绍这是一个共享的平台，这一点很重要，通过这个系统跟经济利益连接起来，使得所有的医务人员在这个体系里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如果这个共享机制做得好，我想人们就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项目的实践，是可复制和可持续的。主要从两个意义上来讲：一，基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平台构建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它非常明确地、显著地展示了改变百姓就医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提升医疗服务可行性的优势。二，从机制和模式层面上来讲，要支撑这个项目，汶川一点都不比其他地方更具有优势，反而更加有劣势。如果汶川这么偏远的地方，有这套技术系统支撑，能够产生好处的，那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将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