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中国刀”真的要用外国标准吗？

　  记中山医院肝肿瘤科教授、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樊嘉
　　肝癌是“癌中”，肝癌患者约占我国每年肝移植受体总数的40%—50%。肝移植后的癌细胞“反攻”向来是世界性的临床难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教授一头扎进肝癌研究三十年，带领团队建立了“上海复旦标准”，使肝移植适应证人群增加40%，使中山医院肝肿瘤科名噪海内外。他领衔的研究项目“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防治新策略及关键机制”获得201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想做更多与肝癌研究有关的事情”，几年前，樊嘉就因为他的国内首例经典劈离式肝移植术、上海首例活体肝移植术等多个“首例”被媒体“热炒”，但他的思路始终锁定肝移植与肝癌的关系。他坚信，对于小肝癌伴肝硬化或肝功能衰竭、肝癌多次复发无法再切除的患者来说，肝移植会是“一个好机会”。
　　多年来，关于肝移植适应症，我国依靠的是西方“米兰标准”——只有符合单个肿瘤直径不超过5厘米或多发肿瘤数目少于3个并且大直径不超过3厘米，没有大血管侵犯现象，也没有淋巴结或肝外转移的患者才符合移植标准。
　　如此“小口径”的“洋刀”当然只能挽救了小部分生命。中国是肝病大国，难道“中国刀”真的要用外国标准吗？
　　樊嘉带领团队研究了近5年来251例肝癌移植病例，比较不同肝癌肝移植筛选标准对预后的影响，提出“上海复旦标准”，认为只要肿瘤尺寸不超过9厘米就可以进行肝脏移植。经证实，符合“上海复旦标准”的病人的术后5年生存率可达69%左右，与“米兰标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从5厘米到9厘米，标准的改变带来的是肝移植适应症人群扩大了40%左右，使许多肝癌患者重新看到了生的希望。作为适合我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症标准，终被写入《中国肝移植手册》。
　　移植术后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剂进行抗排异治疗，但如果过度免疫抑制，又会给肝癌复发转移创造条件。如何才能平衡这一矛盾就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和数据统计，他们使用了一种肝癌肝移植术后机体免疫功能的综合评估方法——Cylex法，对外周血CD4阳性T淋巴细胞中ATP的浓度进行了检测，可根据评估结果调节用药量使ATP值保持在一定区间，可达到免疫抑制剂用量少，肿瘤复发风险低。
　　然而，剂量的控制只是步，压在樊嘉心头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传统的免疫抑制剂FK506在抗排异的同时，对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却起到促进作用。能不能找到一种既可以抗排异又不会有副作用的药品呢？
　　樊嘉带着自己的学生立马着手动物实验。“研究并非一个人的事情，我要求我的学生用严谨的科学精神对待科研中每一项工作”，樊嘉说。
　　在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以后，一种叫做雷帕霉素的药物在他视野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新型免疫抑制剂，同时具有抗排异与抗肿瘤增殖的作用，联合使用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使得肝癌移植术后病人转移复发几率大为减小。樊嘉提出了防治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一种联合新策略，可使术后5年生存率显著提高，不但如此，他们还率先在国际上建立能完全模拟人肝癌肝移植临床的大鼠模型，揭示了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关键机制。在肝癌的攻坚战上，他又打了一次漂亮的胜仗。
　　这些骄人的成绩的背后是生命的希望：该项目主要的学术观点和成果发表论文50篇，SCI收录18篇，总影响因子66.419分，单篇高10.885分；部分成果在全国25家主要的肝移植中心经4000余病例应用，证实可显著提高肝癌肝移植疗效……
　　樊嘉不仅在科研上兢兢业业，在临床上也是技艺精湛，具备超乎常人的沉着冷静。
　　在一次肝移植手术中，在阻断肝脏的血流后，病坏的肝脏被成功取下，必须及时种上新的脏体，否则可能产生严重的并发症。在这关键时刻，病人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

　　看着没有起伏的心电图，迟延一秒钟都意味着生命的逝去。
　　“打开胸腔，按摩心脏！”“马上进行血管缝合！”千钧一发之际，他果断决策。
　　窗外夜过三更，工作一天的疲劳并没有让这位外科大夫慌乱，当心脏恢复跳动，血压回升的瞬间，险情排除了。时钟滴答滴答地走，抢救耽误了时间，他加快了缝合血管的速度；下腔静脉比较脆弱，他运指如飞的同时更添了几分谨慎——沉着冷静的心配合那双灵巧的手，活生生地把这位病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有“中山铁人”之称的樊嘉，每周工作80多个小时，每年要做600多台手术。而做完手术后例行查房他也从来不缺——耐心地听取病人的诉说，全面地查体，详细地为病人分析病情和制定治疗方案，一个细节都不落下。
　　“仁心仁术”，这是他给出的一个好医生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