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行业如何发挥颠覆性潜力？

        西方的医疗专业人士普遍希望（或许有些天真），在制定具有成本效益、健全完善的公共医疗政策方面，中国将成为一股积极的颠覆性力量。目前中国医疗体系存在很多短板（政府正在努力弥补），这为新的想法、医护模式和技术提供了以全新方式进行整合的空间。这些新的整合方式不大可能在西方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对现状的破坏力太大。 
        中国以前曾做过这样的事情：按照其心目中好的西方模式来构建基础，然后迅速用该国自己的独特创造来加以补充。诚然，这种方法在某些部门里比在其他部门里更为成功：在移动通讯系统方面，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拥有颠覆全球标准的创新。但在国内创新从未生根发芽的其他经济部门里，同样的方法却导致了大量的浪费，现在成为了令人苦恼的闲置产能。 
        如今，中国的医疗体系正处于关键时刻。一条道路是进行创新模式，为城乡居民带来划算的医疗服务，并鼓励医疗行业与政府合作部署新的创意和疗法。另一条道路是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是目前西方采取的模式），而不管这种模式是否就是西方医疗体系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和不可持续的一个原因。 
        想要成为医疗领域积极的颠覆性力量，中国必须做哪些事情？

        首先，中国必须从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为英国国家健康中心（NationalHealthService，简称NHS）所做的研究工作中寻找线索。波特博士在提供给NHS的建议中指出：“实现医疗资源的全面覆盖和获取至关重要，但这还不够……医疗的核心问题是按照患者的医疗结果来衡量，医疗体系每花一元钱能带来多少价值。”这对于中国的决策者来说是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就其核心而言，波特博士的看法超越了仅仅与制药企业就药物价格进行谈判的范畴，使医疗政策专注于医疗结果。哪些医疗结果呢？他的清单强调了早期检查和治疗，侵入程度较低的治疗方法，注重院外护理的康复策略，以及降低再入院率。 
        就中国而言，这种方法强调了初级诊所先于医院，社区医护先于国营长期医护设施，以及一般性居家医护概念。美国的居家医护制度就是“老年人全面医护服务项目”（Program for All-Inclusive Careforthe Elderly，简称PACE），指派跨学科团队为老年人制定和实施医护计划。该计划从全盘着眼，可以让患者获得所需的专科医生，但并不要求患者自行从中协调。在旧金山，PACE已经成功地为该市的大量华人提供了医疗服务，不但节省了大笔开支还取得了更好的医疗结果。中国也能实现类似的成就，但前提是及早使公共医疗政策专注于比医疗费用更为重要的那些问题。如今，总的医疗成本不只是取决于消耗的药物、使用的设备、选择的诊断程序和患者的住院天数，还取决于能否整合各种信息并提交给决策者，使他们制定全面的医疗计划，凭借整合性的力量，以更低的总体成本带来更好的医疗质量。 
        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障碍是中国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强调。医院是中国近一轮医疗刺激性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没有人会质疑中国需要更多的医院床位，但中国也必须对医疗基础设施的其他部分进行同等乃至更大力度的投资。具体来说，已经在行医的医生需要获得更高的薪酬。这将直接影响到实现更佳医疗结果的总体成本，因为医生开具不必要药物的经济动机将被降低。除了解决现有医生的薪酬问题以外，中国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显着增加受训医护人员的数量。在中国，改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一大基础设施障碍就是缺乏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除非有更多技能熟练、积极性高的人进入这支劳动队伍，否则中国将难以发挥其颠覆性潜力。
        除了建立这种新的人才库以外，营造灵活的工作空间同样重要。但目前这在中国并不存在。举个例子，尽管中国的医生现在可以进行多点行医，但只是在不久前才刚刚放开，还停留在理论上。这种不灵活性以多种方式存在于中国的医疗体系中：医生可以在哪里行医，医院如何获得政府报销，政府保险覆盖（和不覆盖）哪些方面，以及政府将允许哪种公私合作关系。这些方面的灵活性能为企业家与具有前瞻性思维的政府官员进行合作创新提供空间。在这种空间里，中国可以非常容易地开始打造引人入胜的创新型医疗供给模式，不只是降低医疗费用，还能为中国老百姓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希望其政府提供但目前很少有人对此抱有信心的一种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