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可以用CRISPR技术来做哪些事？

 如果完全消除疟疾、终结癌症或者是治愈致命性的遗传性疾病是即将发生的有可能的情况，那么想象一下，我们会到达怎样一个未来？完人？青春永驻？还是几百年的寿命？
如果我们打开基因编辑的大门，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大的责任是避免把它变成潘多拉盒子，而留给世界许多因伦理道德问题缺失而造就的怪物。
清除HIV，治疗艾滋病

艾滋病病毒将其DNA插入宿主的基因组，由于它可以休眠多年，某些医学治疗尽管可以延缓其作用，但是无法使病毒失效。2015年，科学家们利用CRISPR技术在实验室中将艾滋病毒细胞从患者的活细胞中切除，证明了用该方法来治疗艾滋病是有可能的。今年，他们在实验室中对99％的细胞被HIV病毒感染的老鼠进行实验。他们通过将CRISPR处理后的样品对老鼠进行尾部注射，能够从老鼠身体细胞DNA中48％的病毒去除。尽管实验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似乎意味着CRISPR可能是治疗HIV病毒和艾滋病的终解决方案。

新时代药物
CRISPR ／ CAS9也可能意味着制药行业的革命。新型的药物可以被开发用来治疗从前被认为是致命性的和不可治愈的疾病。制药巨头拜耳公司和创业公司CRISPR Therapeutics就宣布用3亿美元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基于CRISPR技术来开发用于治疗心脏病、血液疾病和失明的药物。他们的合作可能意味着新时代的药物开发可能将更加侧重于遗传方法。也许用不了几十年时间里，人类就可以通过丸剂或注射剂来治疗癌症或艾滋病。
超级植物

当说到基因修饰的时候，植物总是在转基因生物中率先被想到。与CRISPR没有什么不同。研究人员正在尝试使用基因编辑工具来改善作物对病虫害的抗性和对环境的耐受性。来自罗格斯的一个研究小组正在开展一项长期项目，用基因改造方法来对用于酿酒的葡萄和用于制草坪的草进行实验，以便在其他各种作物中也可以实施。
提升人类智力？
在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车和人工智能时代，许多人都担心人工智能可能能够接管世界（史蒂芬·霍金甚至表示全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意味着人类时代的终结，埃隆马斯克对此表示同意），而因此尽力提高人类本身的智力似乎也是一个明智的想法。
近的一项研究确定了74个遗传变异，将可用于预测人类在学校上学的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20％的变化，这是一系列与正常智力相关的情报，而你可以通过对自己的基因组进行测序来了解。
该研究的作者之一，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员詹姆斯·李（James J． Lee）说：“在我看来，CRISPR原则上可以用来提高胚胎的预期智力。所以，这里要谨慎。而且这不仅因为有些人会认为智力不仅仅与正确序列中的几个基因有关。创造性智力呢？随机循环的想法呢？生产记忆的能力又如何？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而且仍然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从遗传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编辑人类？
这里我们将谈论到的是基因编辑可能会带来的具争议性的问题。对人类本身的基因组进行编辑对人类，或者说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是进入了上帝的领域。
人类基因编辑的巨大生物伦理问题开始于预先选择可以生存的胚胎，而放弃那些被判定将会死亡的胚胎，直到对婴儿可以有效编辑出现为止。这已经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可能性，它已经要开始出现了。
在怀孕期间，孕妇需要接受许多的测试。其中很多人会选择检查胎儿是否有致命的遗传病。例如，如果小胚胎被诊断为唐氏综合症，母亲可以决定终止怀孕。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都会这样做。
因此，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也不管你是否对此持消极态度，它已经在发生了。
此外，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希望对人类胚胎进行遗传修饰，以便更多地了解人类生命的早阶段，并减少流产的数量。
定制婴儿？
想象下面的情况：你和你的妻子决定要一个孩子，在怀孕之后，你们与遗传设计师约见，然后开始谈论你的孩子应该看起来长得怎么样，以及他或她有什么特质。你决定要有一个漂亮健康的男孩，有满头的金发，他应该很聪明，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并且有着强健的免疫系统，身体健壮、高大，还有着美好的笑容。
同时我们再想象一个更阴暗的情况。如果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在一个完全受控制的社会中，一个可以决定人民的生物学“部件”，来生产蓝领工人、白领劳动者或者杀戮机器人——没有同情心和自由意志的转基因士兵。
我们离这样的社会遥远吗？

胚胎的基因编辑具有巨大的风险，因为CRISPR可以意外编辑具有与其靶标相似DNA序列的基因，并在胚胎中引起不可逆的突变。这是一个可怕的、非常令人震惊的结果，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避免这种情况。
青春永驻或者永生？

如果我们能够疾病并设计完美的健康人类，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还找到了导致老化的基因并能够在CRISPR的帮助下消除它，又会怎么样呢？活了两三百年，我们死的时候会看起来像我们22岁的自己吗？

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这将完全改变我们对物种的看法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甚至是生命和死亡本身。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我们把疟疾基因从蚊子中除去，而意外地使他们灭绝了怎么办？如果发生更大的事情怎么办？

我们甚至可以考虑这些问题埋在我们的小宇宙中吗？
我们好的哲学家将如何提供他们对此的见解？因为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而且需要哲学、宗教和伦理，以跟上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提供咨询。
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当2015年4月有报道中国研究人员用CRISPR编辑人类胚胎的基因组时，世界上重要的遗传学家、生物技术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们决定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聚集在华盛顿，共同探讨了基因编辑的未来，并且达成了公示，认为基础研究应该继续，但是应该暂停在妊娠胚胎中进行基因编辑。
但是，CRISPR本身在其他类型的研究中并不能被阻止。中国实验报道几个月后，2016年2月，人类受精和胚胎管理局（HFEA）允许英国科学家在没用的人类胚胎上使用CRISPR。据报道，2016年6月，美国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对将CRISPR用于人体试验开了绿灯。

基因组编辑并没有一夜之间出现。印第安那大学生物伦理中心主任埃里克·梅斯林（Eric Meslin）提醒道，自从7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对操纵基因谈论了40年了。他说，像克隆羊多莉的发展一样，患者死于基因疗法，2000年代初期对干细胞也一直存在激辩，只要CRISPR的伦理学问题出现，所有这些声音都是存在的。
生命伦理学通常在监管和许可之间取得平衡——获得太多的许可，研究人员会忽视社会的道德结构；太多的限制意味着进度减缓，科学家们就会开始在允许的范围之外有所动作。他们认为，生物伦理学家需要更多地参与关于CRISPR的讨论。然而，重要的问题是，对于有能力破坏我们一直的研究和医学世界的技术来说，研究人员，政治家、社会学家、理论学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普通公民都必须参与到讨论中来。
Bioethics Today的创始编辑、美国国立大学社区卫生系的副教授David Lemberg说，生物伦理学家以及代表众多团体的利益相关方所要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基于预防性原则来监督和限制研究。 他补充说：“只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去做这件事情”。虽然我们需要促进这些研究在治疗疾病方面的进步，但是同样需要一批生物伦理学家来确保我们保持人类应该有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