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洪章--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十年一剑》

“博济精神”体现在为每一位病人的服务当中，也体现在每一位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当中整整十年过去了，黄洪章却感觉一切才刚刚开始，就如他天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二院”）那时一样。确实，同中山二院近两百年的辉煌历史相比，同医院旁边这条流淌了千万年的珠江相比，十年，就是一瞬。

 

“四少”缠住百年老院
    1997年1月，黄洪章作为引进人才，从武汉回到了广州，担任中山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系主任、口腔医院院长。但是两个月后，他便被突然调动到中山二院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在很多人看来，黄的旋即改任是为了“救急”。

    当时的中山二院内忧外困交集，正遭受沉疴之痛，本院职工概括为“四少”，即学科特色鲜明、具有领先的研究方向和临床技术，在国内辐射面大、有影响的品牌学科少；标志性的重点科研项目少；标志性的科研成果少；有影响力的高质量的论文少，这“四少”成了困扰医院多年的心病。其实，中山二院的“心病”也是很多医院的通病。但黄洪章接过的这副担子着实不轻，在他翻阅了中山二院的历史之后，就再也坐不住了。

   他发现，中山二院竟然是中国家西医院，中国的西医史竟然是从中山二院的诞生开始写起的……一连串的惊讶，让黄洪章一下子明白了组织对他寄予的厚望。

    中山二院拥有辉煌的历史，早在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就在珠江边上创立了眼科医局，后改称“博济医院”，这是国内家西医医疗机构，也是中山二院的前身。此后的数十年间，医院持续创造了诸多中国医学“”，比如开展了国内例眼科手术，例应用乙醚麻醉施行外科手术，例剖腹治疗术，创办本医学杂志《中华医报》等等。

    医院还主动担负了培养现代化医学人才的任务，成立了岭南医学院，开创中国女生学医的先河，被称为我国西医界的“黄埔军校”。像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属眼科医院等医疗机构，都是从中山二院分离出去的，这些医院现在已经是国内专科领域的医院。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早年就投身在博济医院，著书立说，酝酿革命运动，因此，中山二院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直至新中国初期，中山二院依然处于发展鼎盛期。当时有一组数据：中山医科大学共有11名一级教授（相当于现在的院士），其中7名出自中山二院，其综合实力可见一斑。

    但是，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以后，按照学校整体规划的布局要求，医院的重点发展方向被调整在某些专科，此后，医院的整体学科水平逐年下滑，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洪章来到医院。

    黄洪章发现，调研后的实情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医院位于老城区，周边医疗机构密集，广东省中医院、广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近在咫尺，构成了竞争架势；而且，广东的佛山、中山等地由县级市上升为地级市，当地的医疗机构从内地大量引进人才，发展速度很快，很多病症在当地就能解决，不用转往广州的大医院。

    黄洪章对记者说，作为大学的附属医院，除了医疗工作之外，还要承担教学科研任务，学科的发展状况同所应达到的水平相差悬殊。按照“国家队”（中山二院是卫生部隶属医院）的标准，学科发展是黄洪章必须攻克的华山之路。

观念的痛苦蜕变

    当提出要在医院大力发展学科的时候，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不满情绪日渐增多。黄洪章发现，要改变医务人员长年累积下来的惰性很困难。

    虽然医院的学科地位早已衰落，但是仰仗百年老院的萌庇，医务人员的生活也算过得平稳安逸。“你来之前，我们过得很舒服，周末还可以出去玩；你来之后，周末还要忙着搞科研”，这里的“你”，就是指黄洪章。

     为了让大家明白自己的做法，黄洪章挨个找科主任谈话，跟他们讲形势，讲透不发展就要落后，学科发展好了也是很光荣的事情的道理。

    道理一说就懂，可真正把行动调动起来还需要找对办法。黄洪章的办法就是“以身作则”，用黄自己的话说，就是“积极申报课题，积极著书立说，积极申报成果”，首先把自己的学科建设好、发展好。

    作为国内的口腔与颅颌面外科教授，黄洪章先给自己定了3个目标：在颅颌面外科领域，创一个中心，办一本杂志，出一部专著。

    由黄牵头的中山大学颅颌面外科中心在1998年就开始运作，在国内的学术地位日益彰显；创办的《中国颅颌面外科杂志》已经试刊出版；主编了多部医学专著，其中包括国内部关于颅颌面外科学的专著。

    十年来，黄洪章带头的学科始终在医院里保持领先优势。如果说，来院之初发展自己的学科还掺杂着管理的需要；那么，十年来的持续发展则表明了他确实想做好医院学科建设的坚强决心。

医院管理本身费时费力，还把学术搞得有声有色，看到院长这么辛苦，别的科主任就不好再说什么，也都回拢精力，先后投入到了各自的学科建设里面去。

    为确保“学科”在医院的核心地位，曾有两件事情让黄洪章经受了严峻考验，件事便是收回出租的岭南楼。

    1997年，就是黄洪章刚来医院的那一年，医院建成了26层的医疗综合楼—岭南楼，成为全院的高建筑。因为医院地处核心城区，在楼房尚未建成的时候，就把下面的8层挪做商用。虽然楼层租给了商家，但医院本身的业务用房其实十分紧张，黄洪章便决定将楼房收回来。因为属于院方违约，医院为此支付了近亿元的赔偿金。这在职工里面引起了很大震动，“放着大钱不赚，还要赔钱进去”，职工们非常不理解黄洪章的决定。其实，黄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每当自己做事不被理解的时候，黄洪章感觉痛苦，好在后坚持了下来。

    另外一件事，就是建立医院南院区。中山二院位于珠江边上，占地面积仅有22亩，很难向周边扩张，狭小的院区已经严重制约到医院发展。多年前，医院便自筹资金，在缺乏大型医院的海珠区兴建了现代化的南院区。消息传出后，各种质疑的声音再次充斥着黄洪章的耳朵。

    在南院区的定位上，黄洪章同样从学科入手，把肝胆学科作为建设的重点，甚至名字也被命名为“华南肝胆医院”。事实证明，医院的建立，确实为中山二院打开了另一扇窗口。目前，医院的影响已经幅射至整个广东地区，当时的质疑声早已销声匿迹。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观念辩驳中，中山二院逐步确定了学科发展高于一切的价值标准。

一场学科的翻身仗
    黄洪章上任之初，就在医院展开了一场全面整治医疗环境的改革，方针是“科教兴医、人才为本、外引内培、造就精英”。

    一年后，全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黄洪章顺势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大打一场学科翻身仗”。他的思路是：首先抓住人，学科带头人、梯队、团队；其次创造条件，给予经费投入，支持参加学术会议等。

    如果说，学科是“车”，可以载动医院快速发展；那么黄洪章要做的就是先“铺路”，抓好基础配套，保证“车辆”可以平稳上路。

    1998年，他考虑到医院远离学校本部，科研场地十分有限，在用房紧张的情况下，仍腾出900平米的面积，投资500万元兴建了科研设备先进的全院性医学研究中心，并每年投入50万元用于医研中心的日常运作。后来，医研中心扩建达到1300平米，成为广东地区规模较大的医院实验中心，为推进医院科研工作打开了通道。

    1999年，黄洪章采取“打擂台”的公平竞争方式，医院在综合评估了各学科发展现状和潜力的基础上，将内分泌科、骨科、妇产科和儿科确定为院级重点学科。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3年内累计投入1000万元用于4个院级重点学科建设，费用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医院还每年拿出来2%的业务收入发展学科。

    随后，他又提出了“学科群”的团队发展规划，先后成立了颅颌面外科中心、骨科医学部、心血管医学部、微创外科中心等学科群。

    既然学科是“车”，那么“人”的作用相当重要，因为“人”是车的掌控者。

    黄洪章认为，学科建设离不开人才，便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专家教授的积极性；除此之外，他还采取了“外引内培”的人才发展方式，建立了人才问题“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领导工作责任制，将人才的开发、使用和考核纳入到医院、科室两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责任中。

    自1998年起，中山二院开始大力引进人才，他们的着眼点不仅放在国内，还延伸到了海外。心胸外科主任杨艳旗博士就是从海外归来的学科精英，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欧洲工作了十多年，获得了欧共体行医执照和瑞典某心脏中心外科终身职位。现在，他在新的岗位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内培”是黄洪章采取的另一种方式，他认为，科技干部对工作环境的要求，不外乎希望在氛围和谐的工作环境中实现自身价值，只要有良好的用人与分配机制，就能够拴心留人。

    对于学科带头人的培养，黄洪章说“就是捧我也要捧出人才来”，而所谓的捧便是培养人才、树立典范，鼓励和带动更多的人才。他从人事改革动手，大胆起用有胆识、能务实的干部，将一批富有进取发展意识、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中青年骨干推上学科带头人的位置，让科主任的平均年龄下降了一大截。

    在内培的人才中，成绩突出的是普外科宋尔卫博士，他是由医院自己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才。他的有关RNA干扰肝细胞Fas基因的论文发表在2003年美国《自然医学》杂志上，被当年的《科学》评选为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宋本人也于2006年入选“千百十”人才行列，并成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黄洪章认为，学科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三五年后才能体现出成效。所以，黄从不寄望学科能够快速突破，他认为这反而是违反学科发展规律的，他更看重的是五年甚至十年以后的成果。

    黄经常对科室主任说：“学科要有沉淀，要有积累，现在我给你们时间去打下基础，将来才有希望去冲刺，否则更没有希望。”

“博济精神”得传承

    从1997年算起，中山二院的这场“翻身仗”已经进行了十年。在这期间，医院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比如：进行了国内首例半岁幼童肝移植手术，培养了中国株人胚胎干细胞系……这些尚属个例，越来越多的硕果已经堆积在中山二院面前，凡是国内能开展的治疗方式，在中山二院几乎都能够开展。

    医院的许多专家也成为广东省的学科带头人，有9人分别担任广东省医学会内科学、内分泌学、急诊医学等分会的主任委员。2006年获得1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863”项目取得零的突破；“千百十”人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均取得突破，这些都是十年学科建设的丰厚回报。

    学科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医院也在群众里面重树了良好口碑，甚至还被香港市民评选为“信赖的内地医疗机构”之一；但是，真正让中山二院的学科水平接受整体检验的还是那场席卷全国的“非典”，这也是十年院长历程中，黄洪章为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

    2003年初，中山二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首先接触到了广州地区的例非典超级传播者，导致一大批医务人员在短时间内相继受到感染。

    虽然不能确诊是哪种疾病，黄洪章却预感到情况凶险，便对染病人员相对隔离，又在通风条件较好的楼层开辟了全国也是世界上个非典隔离区；此后，一些富有前瞻性的措施相继出笼：设立发热门诊，穿３层防护服方可进入非典隔离区，一线医护人员实行４小时轮值制等等。

    这些举措当时被一些人看作是防范过度，甚至一度招致批评，但是后来证明是非常必要的。在这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山二院迅速组织各路专家研究救治方案，尽大力量挽救了患者生命，还取得了无1例病人出现股骨头坏死、肺部纤维化等并发症的佳绩，向各地输送了宝贵的治疗经验。

    十年下来，中山二院已经走出学科沼泽，再次触顶学科塔尖了；而十年后的黄洪章，由于长年累月的劳积，头发已经花白，腰背也有些微驼，不再是职工们眼中当初那位一米八多的高个、英气逼人的“帅哥院长”了。

    在谈到管理经验时，黄洪章说，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做，遇到困难直走不行就绕着走，后就是要达到目的，这是他的做事风格。

    对于今后的发展，黄洪章依然关心的是学科建设和“博济精神”的传承。他说，医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只有保持技术的领先，抢占医学制高点，才有可能将“博济精神”发扬光大，“博济精神”体现在我们为每一位病人的服务当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位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