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正式启动，金砖五国将共筑抗疫的“金砖防线”
文章来源：贤集网发布日期：2022-03-23浏览次数：54 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北京时间22日晚通过线上方式启动，金砖五国将共筑抗疫的“金砖防线”，展现合作抗疫的“金砖担当”。
为落实金砖五国领导人会晤关于尽早启动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的共识，中国科技部当晚在北京举办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线上启动仪式暨疫苗合作研讨会，同金砖国家共同启动疫苗研发中心，共商疫苗合作。
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北京时间3月22日晚通过线上方式启动，金砖五国将共筑抗疫的“金砖防线”，展现合作抗疫的“金砖担当”。为落实金砖五国领导人会晤关于尽早启动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的共识，中国科技部当晚在北京举办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线上启动仪式暨疫苗合作研讨会，同金砖国家共同启动疫苗研发中心，共商疫苗合作。中新社记者孙自法摄
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致辞表示，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是推进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2022年，金砖国家主席国的“接力棒”再次交到中国手中。中国将同其他金砖国家一道，围绕“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这个主题，深化金砖合作，淬炼金砖“成色”，以启动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为契机，推进五国在疫苗联合研发和试验、合作建厂、授权生产、标准互认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筑牢抗击疫情的“金砖防线”，展现推动合作抗疫的“金砖担当”，为世界经济复苏传递希望和信心，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启动仪式上，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五国各国别中心共同提出《加强疫苗合作，共筑抗疫防线》倡议，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公平合理分配，保障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与可担负性，同时，将加强联合研发，提升金砖国家传染病防控能力以及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该倡议还特别强调开放性，欢迎更多伙伴加入。
中国科技部表示，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启动并发出共同倡议，标志着金砖国家向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和疫苗研发合作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王志刚和南非科创部长布莱德·恩齐曼迪、巴西卫生部长马塞洛·凯罗加、俄罗斯卫生部长米哈伊尔·穆拉什科、印度卫生部长曼苏福·曼迪亚出席线上启动仪式并致辞，俄罗斯卫生部副部长安德烈·皮亚特尼茨基、南非外交部金砖大使阿尼尔·苏克拉尔出席线上启动仪式，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张广军主持启动仪式。
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线上启动仪式暨疫苗合作研讨会上，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巴西免疫生物技术研究所、俄罗斯斯莫罗钦采夫流感病毒研究所、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金砖国家疫苗研发各国别中心)的代表，分别介绍各自疫苗研发中心建设情况。来自金砖国家的疫苗开发机构的专家，还围绕金砖各国新冠疫苗研发政策、机制，金砖国家抗疫经验分享及如何开展合作有效应对新冠变异株，新冠大流行之下金砖国家合作应对其他传染病挑战，金砖国家在疫苗研发和临床试验、合作及授权生产等领域如何有效开展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三个时代金砖国家的崛起：从1870年的法国到2001年的中国
本文通过参考早期类金砖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以及殖民地经济体（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南非）的增长经验，运用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发展框架研究当前金砖国家的增长经验。本文还研究了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政治影响。经济分析结果表明了历史上所有时期可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部分原因是各国未能修改其发展战略或采取适当的政策：继续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的获取对增长至关重要。在政治领域，经济发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格局，实现向新的政治现实的平滑调整是保持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在这个分析框架内，中国和印度似乎有能力继续其发展道路。
然而，金砖国家的崛起难以引发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性变革。本文原题名为“The BRICS Then and Now-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本文作者是Josef C.Brada。Josef Brada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名誉教授、马其顿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外籍院士和新兴市场研究协会的主席，曾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担任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各国政府的顾问。本文是2020年1月发表在日本比较经济学期刊上的研究文章。
编译如下：
一、引言
代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金砖四国”一词早出现在高盛的一份报告中（O’Neill，2001），报告旨在提高其客户对这些新兴经济体中存在的投资机会的认识。无论这个首字母缩写词对高盛的商业影响如何，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显著、也更持久。金砖四国采纳了这一名称和概念，创建了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设立秘书处、建立金砖会晤机制并创建国际制度。他们还将该组织的成员资格扩大，加入了南非，从而将该组织的名称改为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强调了它们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因为它们的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40%以上，GDP占世界总GDP的近四分之一。金砖国家还认为，它们在全球经济决策中的代表性不足。例如，他们只拥有世界银行13%的选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的配额。因此，他们呼吁改变全球治理制度，并开始建立更适应其需求的平行机构和经济网络。此外，鉴于金砖国家的较大规模及其较快的增长速度，它们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因此，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观察者关注的焦点。例如，一个面向投资者的网站Investopedia（2019）吹捧他们日益增长的经济潜力，声称“经济学家认为，到2050年，金砖国家将成为制成品、服务和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商”。一位美国外交关系专家（Ayers，2017）认为，金砖国家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变革性作用。她指出，金砖国家（已经）迅速扩大了（他们的）外交活动，主张其成员国在全球经济和安全论坛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并创建了全新的金融制度。各成员国都希望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五个国家正迅速的以金砖国家的形式向世界发出信号，表明二十世纪的旧制度必要发生改变。
虽然这些观点可能夸大了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但它们确实提出了金砖国家现象的两个关键维度，即经济和政治。因此，本文将一同考虑金砖国家未来的这两个方面。在经济方面，本文考察了金砖国家维持经济增长以及避免陷入备受金砖国家批评者担忧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本文将使用一种基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1962）对发展和增长的见解的明确的历史方法。关于金砖国家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本文将在Rogowski（1989）对生产要素禀赋与各国派系政治实力的研究和对霸权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分析之间建立联系。
二、以往的类金砖国家的经济状况
2.1为什么选择格申克龙？
鉴于当前强调制度（Acemoglu和Robinson，2012）和全要素生产率（Prescott，1998）作为经济繁荣的驱动力，本文使用格申克龙（Gerschenkron）设计的一个旧分析框架来分析19世纪欧洲经济的增长的这一做法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格申克龙的框架与本文研究目的的契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文计划将19世纪的类金砖国家和现在金砖国家这两个国家群体的增长经验进行比较。我认为，现在的金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当时的类金砖国家，格申克龙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当时的类金砖国家和今天的金砖国家。其次，金砖国家的发展虽然取决于建立适当的制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正如早期试图成为富裕发达国家的类金砖国家所做的那样，还要取决于它们在一段时间内调集国内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能力，以便资本能够成为新技术和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载体。
格申克龙的理论基于19世纪初期欧洲国家的经验。他的理论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相对落后的概念。各国根据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繁荣程度和地缘政治实力来衡量其自身的经济表现。这种落后在欠发达国家造成了紧张的局势，但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落后差距越大，这些国家越能通过采用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来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格申克龙强调相对落后，也就意味着前文提到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适用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而是适用于在收入和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对接近的这些国家所感受到的紧张关系。如果这一情况确实发生在较落后的国家，那么以产出持续激增形式存在的增长必须要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才能使得落后国家赶上发达的国家。
格申克龙理论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先决条件。他所处时代和今天的许多发展理论家都认为，如果这些落后国家要赶上发达的国家，就必须满足社会和制度上的先决条件。格申克龙意识到落后国家必须迅速积累大量资本，但他认为，落后国家可以开发替代资本积累的制度和方法，这些制度和方法已被早先发展起来的国家所使用。他还提出每个国家都将遵循与其前身不同的发展道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由以往发展起来的国家无法获得的新产业推动的，这些在增长的技术基础方面的差异将会需要一些新的市场和公司组织方式，尤其是大公司。后，格申克龙对19世纪欧洲经济增长经验的分析表明，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在充足的时间内维持增长以赶上发达的国家，并且它们会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重新陷入增长放缓的状态，这也许是对目前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第一次系统探索。
2.2第一个金砖国家
本文把19世纪早期的类金砖国家按当前金砖国家的特征进行了分类。它们足够大，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它们能够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运作方式，它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地缘政治地位与主要或发达国家——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自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以来，它在19世纪初期成为了世界上富有和强大的国家。这给法国、德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和日本造成了紧张局势，我们称之为第一个金砖国家。直到19世纪初，这些国家中的前三个国家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作为欧洲主要大国的地位都可以与英国相媲美。因此，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英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都超过了他们。这些国家也都认识到，工业化以及引进新产业可能导致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变化。如表1所示，这些国家的规模大致相同，但其发展水平有所不同。
他们因相对落后而感到的紧张，部分是由于重大的社会变革。在欧洲，这些变化是1848年革命的结果，该革命推翻了由维也纳会议重新引入的反动政治制度。在日本，明治维新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这些政治变革的直接后果是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使得国家的经济表现及其在同类国家中的地位对公众来说比对君主和旧社会秩序的忠诚更重要。这些国家所感受到的紧张局势以及它们相比于英国的相对落后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出现了经济的激增，使得其中一些国家能够赶上英国，如表1所示。
以法国、德国和日本为例，从图1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快速增长自其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其中一个国家增长开始的越晚，它的增长速度就越快。这体现了格申克龙“相对落后”的概念。国家越落后，它所能采用的新技术的生产率就越高，因此其增长速度就越快。第一个开始快速增长的国家是法国，从1830年起，它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英国，尽管二者只有很小的差距。导致这种快速增长的部分原因是，19世纪初法国可以从比其更发达的邻国那里引进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纺织业。较晚开始快速增长的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英国或法国都快，其早期增长的基础不在于引进纺织生产技术，而是采用新的冶金技术，后来是在化工和机械制造。日本落后得更远，因此经历了更快的增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些国家已经缩小或消除了它们与英国之间的差距。
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发展以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而资本积累是追赶进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法国，国家对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的融资需求超过了私人资本的供给，因此一种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的新型银行——动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出现了。在德国和日本（Allen，1981），为了实现增长所采用的技术需要具有相应的更大信贷需求的大公司的支持，密切联系银行和企业的新银行形式出现了。
尽管人均收入有所增长，但仍有两个国家未能缩小与英国的差距。实际上，它们是先遇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图1所示，意大利在本世纪上半叶停滞不前，在国家统一后经历了短暂的快速增长，但很快就又陷入了低速增长。俄罗斯有两次短暂的快速增长，一次是在19世纪90年代，但因日俄战争结束后的内乱而结束，另一次快速增长在这段动荡时期之后，但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结束。
这些国家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相似的：每个国家都未能为投资资本和工业劳动力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尽管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但农民社区对地主的集体赔偿责任将农民困在农业中，阻碍了工业劳动力的招募。此外，银行过于虚弱和腐败，无法成为有效的中介机构，因此为经济发展筹措资金的任务落到了政府身上。这就需要对农民征收高额税款，导致了民众骚乱和1905年爆发式增长的崩溃。随后，政府选择了更“有机”的方式为工业提供资本，这使得快速增长的恢复，但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快速增长的结果可能完全是推测性的。
意大利也未能建立积累工业资本和劳动力的机制。它的资源禀赋和不明智的关税政策减缓了冶金业的发展。对小企业的依赖也提高了国内外银行的信息成本，从而减少了国内外银行提供的贷款。政府对意大利南部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无知导致了该地区的经济停滞，1876年至1914年期间有2400万人移居国外。
总之，第一批金砖国家中有三个能够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建立促进国内资本积累和工业劳动力发展的制度来赶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但其中的两个国家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一成功率将在未来的金砖国家中重现。
2.3金砖国家
19世纪后期，出现了第二批具有金砖国家特征的五个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美国。这些国家通常被称为殖民地经济体或定居者殖民地国家（Lloyd和Metzer，2013）。在所谓的“拓殖榨取型”殖民地中，殖民国家派出一小部分政府官员来管理殖民地、一些士兵来维持秩序、商人监督经济活动，但殖民地的本地人口构成了殖民地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在殖民地中，本地人口初要么很少，要么由于殖民者带来的疾病或与殖民者发生武装冲突而减少。本地人民往往被安置在保留地或被迫前往殖民地的偏远地区，在那里他们几乎无法参与主流经济活动。与“拓殖榨取型”殖民地相反，定居者殖民地里的大部分劳动力由殖民者组成。
在这些殖民地中，土地和自然资源丰富，但劳动力和资本稀缺。他们出口食品、矿物和其他原材料，因此极度依赖全球经济形势，容易受到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上一节讨论的欧洲金砖国家集团为实现工业化动员国内资本和劳动力的赶超发达国家的道路，对于定居者殖民地来说是不可行的。尽管如此，在19世纪下半叶，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受益于多项事物或技术的发展。一是海运成本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铁壳船的引入和制冷技术的发展。这些创新大大降低了向发达国家运输大宗货物的成本，并使殖民地经济体能够扩大出口，其中包括肉类、水果等易腐产品。同时，欧洲工业产值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对原材料的需求，而欧洲收入水平的上升也提升了欧洲工人购买进口食品的能力。
如表2所示，这五个殖民地经济体的初始人均收入水平有所不同，然而，它们具有相同的挑战和经济特征。也许典型的殖民地经济体是阿根廷。1870年，在我们研究的这一阶段初期，其人均GDP还不到发达的殖民地经济体的60%。到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是发达的殖民地经济体的78%，这意味着阿根廷在许多方面都算得上是当时的发达经济体。这可能有些令人惊讶，因为如今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正如Carlos Diaz-Alejandro所写的那样：
“…大多数经济学家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写作都会将阿根廷列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中还包括西欧、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如果像今天这样把阿根廷当作“不发达国家”，会被认为是可笑的。阿根廷不仅人均收入水平高，而且是世界上增长率高的国家之一”。
——Diaz-Alejandro（1970）
图2证实了Diaz-Alejandro的看法。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阿根廷是所有殖民地经济体中增长速度快的国家。初，该国出口皮革和谷物，后来又出口牛肉。然而，国内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国外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在1890年至1913年期间，主要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占了快速增长的人口的近一半。必须记住的是，这一人口增长的来源包括处于黄金工作年龄的个人和佳生育年龄的妇女。因此，移民对产出和未来人口增长的影响比本地人口增长的贡献更大也更直接。阿根廷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也依赖于外国融资。在我们研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国内储蓄不超过GDP的5%，其余的资金来自贷款和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伦敦。因此，在此期间，阿根廷约有一半的资本存量为外国所有。
从图2中还可以明显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和劳动力流入的减少。伦敦不再是资本输出国，并且由于战争减少了欧洲的过剩人口，移民人数因此减少了。阿根廷未能继续赶上更发达的国家也有其内在原因。与其他殖民地经济体一样，用于扩大农业规模的开放土地正在消失，资本和城市劳动力的流入已经创造了国内工业，从而改变了经济结构。因此，阿根廷日益成为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体，而非农业化经济体，这就需要出台新的政策，例如保护新兴产业，以及将政治权力向城市无产阶级和资本家转移。
阿根廷未能在经济和政治上适应这种资源禀赋的变化。在经济方面，阿根廷力图延续其旧的发展模式，通过扩大农业出口、进口制成品并依靠国外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实现增长。然而，由于国外状况改变以及该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的同时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劳动力的扩张，这种旧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尽管受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宗商品繁荣的提振，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间，该国几乎没有经历过任何增长。这种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缺乏政策反应的原因是土地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束缚，而对农业利益集团的政策的反应随后使该国走上了庇隆政权的民粹主义道路，并导致经济急剧下滑（Alston和Gallo，2010）。
另一个未能赶上来的殖民地经济体是南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发现了丰富的钻石和黄金储备而造成的一种资源诅咒，钻石和黄金的生产和出口主导了经济，而没有与其他经济部门建立许多前向或后向关联。此外，黄金储备发现后，寻求财富者的涌入引发的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冲突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事实证明，南非的本地人民对外国殖民者的入侵更有抵抗力，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移民者带来的疾病具有更强的抵抗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本地人民的社会结构使他们能够对殖民者所采取的边缘化措施做出更大但终不成功的抵抗。布尔战争及其后果，以及布尔人对农业追求的依恋，阻碍了工业劳动力的发展、新技术的采用和大规模工业化。
相比之下，尽管遭受到战争和大萧条的冲击，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在这一时期仍保持着很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随着这些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越来越丰富，它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政治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以适应它们从殖民地经济向先进工业经济的转变。每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更多地依赖国内资本积累和本国人口增长，减少了对移民和外国资本流入的依赖。同前一节所研究的成功经济体一样，它们还设法采用了先进的技术，从而加速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不再具有殖民地经济体的特点，而开始具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特征。此外，在超越殖民地经济体特征的过程中，政治权力中心从土地所有者转向城市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从而允许国家制定更适合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的经济政策。
2.4来自两代金砖国家的经验教训
迄今为止所考察的两组类金砖国家的经验与格申克龙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一致的。落后国家确实感到其经济表现与较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它们通过资本积累和采用先进的技术克服了这种落后。在成功的欧洲国家和日本，制度创新有助于国内来源的投资融资，而在殖民地经济体中，其采取的创新包括对外国资本的严重依赖。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中，特别是在殖民地经济中，收入平等的提升也很重要，因为它们增加了国内储蓄并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虽然法国和德国等国家能够相对较快地获得发达经济体的地位，但其他国家，如日本和俄罗斯帝国以及一些殖民地经济体需要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这使它们更容易受到战争、内乱等外生冲击的影响。
在这两组类金砖国家中，五分之二的国家都未能赶上那些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然而，我并不认为这种高失败率支持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说。在所有未能赶上领先国家的这四个案例中，都存在明显的政策失误：或无法为资本积累发展替代制度、或因全球力量导致的所需快速增长的不足或疲软。此外，在成功的国家中，帮助这些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似乎并没有在某个发展的中间阶段出现停顿或逆转。
后，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研究的10个国家对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毫无兴趣。他们既不寻求改变国际经济秩序，即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也不寻求改变全球经济中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自由流动。这些国家不是寻求改变全球经济的运行方式，而是寻求更充分和更有利地参与其中的方式。他们对殖民地的狂热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欧洲类金砖国家并没有试图破坏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现有的投资和贸易网络，而是希望获得自己的殖民地。这些努力确实导致了大国之间的政治冲突，因为法国和德国试图挑战英国在非洲的统治地位，日本割占了台湾，意大利与奥斯曼帝国进行了一场战争，以夺取后者的非洲财产。在殖民地经济体中，只有美国成为了一个殖民大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并没有自行殖民。
三、今天的金砖国家
如今的金砖国家与前两组研究的国家有许多共同点。由于其较大的规模，它们对全球经济十分重要，除俄罗斯和南非外，它们都是世界上十大经济体之一；它们的人均收入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它们都渴望在国际政治中以不同的方式占据更高的地位。还有一些关键的区别。首先，如表3所示，金砖国家被称为中高收入国家，而印度则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因此，用格申克龙的话来说，当前金砖国家的“相对落后”要大于我们之前所研究的那群金砖国家中与当时发达国家的差距。这对金砖国家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可以采用许多更高生产率的技术来促进生产率增长，而他们与更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紧张感可以成为所需制度创新的动力。
更大程度的落后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如果金砖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其所需要的快速增长时期将比本文研究的其他经济体更长，并且伴随着增长过程中不可预见的冲击风险。它们这种更大程度的落后也可能意味着，由于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或基础设施不足，一些先进技术可能无法获得。后，值得注意的是，五个金砖国家中的两个——俄罗斯和南非，都是包括在我们文章前一节中分析的类金砖国家中的。这些国家当时试图追赶的努力失败了，可能是因为时至今日其仍存在增长障碍，因此它们是否有可能向更发达经济体靠拢仍然值得怀疑。
图3显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在研究期间始终超过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在此我将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作为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已成功地将其增长建立在国内高储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初，创新依赖于国内的努力，但中国的对外开放使其能够将国内的创新与采用国外先进的技术相结合，使其在许多行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Zilibotti，2017）。印度的增长通常被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实施的改革，但图3表明，快速增长先于这些改革出现（Virmani，2006）。尽管印度经济对贸易和投资更加开放、服务业显示出相当大的活力，但基础设施的缺乏和对更多国内竞争的需求使印度的增长比中国的增长更加脆弱。
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发展迅速，但随后由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当不成功而崩溃，从那以后，其增长随油价波动。苏联体系的崩溃类似于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帝国工业化浪潮的崩溃，如图1所示，它也反映了人们同样无力承担以过度开采和寻租的方式来资助由国家主导的、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的负担。这表明，除非油价大幅改善，否则俄罗斯领导人将不得不缓和刺激另一轮工业化的努力。巴西在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也高于下半年，其增长受到宏观经济不稳定、腐败以及无法摆脱像移民经济体那样对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的依赖而产生的阻碍的影响。南非也保留了许多殖民地经济体特征，其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使得进口替代产业太小而无法实现效率。
四、金砖国家将走向何方？
金砖国家的未来将取决于它们能否维持足够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以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金砖国家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障碍是人口结构，这是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在较小程度上）的人口增长放缓甚至为负增长。目前只有印度和南非的劳动适龄人口在增长，但即便是在这两个国家，人口增长也在放缓。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不仅减少了劳动力的可用性，而且随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工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减少，劳动生产率也会降低。此外，资源和政府预算将从教育、研发等促进增长的活动转向照顾越来越多的老龄化和非生产性人口。在金砖国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10-2015年期间达到顶峰，此后将稳步下降（联合国，2015）。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金砖国家的人口增长将在2050年完全停止。
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障碍是技术进步放缓。文献中（Bergeaudet等，2016；Gordon，2016）一致认为生产力，尤其是由技术进步驱动的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正在放缓。因此，从长远来看，金砖国家可采用的先进技术将会减少，其生产率增长也将放缓。虽然技术进步放缓也将对发达国家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全球生产力增长乏力必然会减缓和拖延金砖国家的追赶进程。
国际经济也给金砖国家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全球GDP的增长速度，但这种关系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并不那么强劲。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其关税政策已导致许多国家2018年底和2019年初的国际贸易量下降（WTO，2019）。这些事态发展对金砖国家的打击尤其严重：中国与美国发生重大贸易争端、俄罗斯受到国际制裁、印度失去了以较低的普惠制关税税率向美国出口的待遇、巴西对美国的部分出口受到更高关税的打击。此外，国际贸易的增长还受到基础设施不足的阻碍，例如大型船舶的港口设施短缺、铁路运力有限和燃料价格上涨。资本流动是金砖国家依赖外部融资来增加国内储蓄的重要驱动力，但在过去十年中也停滞不前（Adams-Kane和Lopez，2019）。
尽管中国继续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能力似乎是有保障的，但其他金砖国家能否保持足够长的快速增长时间以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仍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除了本节列出的这些不确定性和障碍之外，金砖国家如果要继续保持其增长轨迹，也将面临必须解决的政治挑战。
五、政治与金砖国家
5.1金砖国家的内部政治与贸易政策
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将导致金砖国家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国家一样。Rogowski（1989）表明，要素禀赋的这种变化也会导致劳动者以及土地和资本所有者的政治权力发生变化。在三要素赫克歇尔—俄林经济体中，一个或两个要素相对充足则其他要素必然相对稀缺。共享相对丰富或稀缺的要素将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这将导致它们形成政治联盟，以促进有利于其经济利益的政策。充足的要素将有利于经济体的贸易开放，而相对稀缺的要素会产生保护主义。在收入水平不及先进国家的金砖国家，劳动力、土地或两者都是相对丰富的要素，而资本则是相对稀缺的要素。
金砖国家要进一步向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水平靠拢，就像我们研究过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需要资本积累，从而使金砖国家获得相对充足的资本。表4显示，这一长期过程将在金砖国家之间形成不同的要素禀赋。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丰富，但土地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两国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劳动力一直是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实现发达国家地位需要足够的资本积累，使资本也成为一个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
因此，从长远来看，一方面是土地所有者利益与农业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劳资联合。随着劳动力和资本所有者开始在政治上占上风，将会产生有利于工业的政策，比如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在印度，类似的城市利益高于农村利益的权力转移可以在支持自由市场政策的印度人民党（BJP）而非与农村利益更紧密结合的国大党取得选举胜利中看出。在短期内，工人和资本所有者的政治优势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述国际贸易放缓的阻碍。如果这种经济放缓的影响足够大，它们将对资本所有者和产业工人联盟的新兴政治影响产生负面影响，而后者可能会煽动采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政策，以保护自己免受经济困难的影响。
表4还显示了巴西、俄罗斯和南非拥有与殖民地经济体具有相同的相对要素禀赋。他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力和资本稀缺。因此，它们依赖于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出口。如果它们成功地接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它们的资本和土地资源将变得丰富，这将会产生一个财产所有者联盟，其将在政治权力斗争中战胜工人。如果财产所有者战胜了工人，其结果可能是一个基于财产所有者寻租和工人相对贫困的经济状况。在短期内，贸易逆风将导致工人和资本所有者对保护主义政策施加压力，从而导致阿根廷式的民粹主义。
总而言之，要素禀赋的长期变化应导致所有金砖国家选择对国际贸易壁垒较低的贸易体制，尽管这种变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有所不同，还在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之间有所不同。在前两个国家中，城市利益、工人和资本所有者的联盟将比农村利益的联盟更具优势。在后三个国家中，资本所有者将组成反对工人的联盟，而劳动力仍将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朝着更高的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和印度的工人将呼吁采取民粹主义政策维持其近期的收入增长，而其他金砖国家将推行更具保护主义特点的贸易政策。这些国内政策压力上的差异，将使金砖国家更难在全球国际贸易讨论中形成统一战线。
5.2金砖国家和全球经济秩序
虽然一些观察家认为金砖国家希望以某种根本性的方式改变全球经济制度，但我们对以往类金砖国家的行为以及金砖国家自身利益的分析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由于金砖国家成功迈向发达经济体意味着它们将成为出口资本密集型制成品的资本充裕国家，因此其短期和长期目标都在于维持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建立的关税制度。作为将打入已建立的制造业市场并与发达国家的公司竞争的国家，它们必须担心发达国家在面临越来越多来自金砖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而采取报复或进口限制的可能性。目前的多边关税削减、惠国待遇和贸易争端解决制应该为它们提供一些保护，防止这种报复。
金砖国家确实需要考虑国际经济秩序的未来，因为该秩序的主要支柱正在或已经被美国破坏。该系统的一个要素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1972年，尼克松总统放弃了黄金与美元挂钩，摧毁了这一支柱。由此开启了一段浮动汇率时期，浮动汇率在许多方面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更加灵活和贸易友好型货币制度。但是，主要货币的浮动汇率必须与一些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固定汇率平价以及各国可能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和使用国内货币政策来操纵其货币价值的可能性共存。这导致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所谓货币战争，并对其他金砖国家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巴西。
全球经济秩序的另一个支柱是世贸组织的贸易体系，包括多边关税减让、惠国待遇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尽管该制度的决策繁琐且缓慢，但人们普遍认为各国不会单方面提高关税以解决双边贸易失衡、或纠正他们认为的不公平竞争。美国近期对中国、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贸易伙伴提高或威胁提高关税的举措，打破了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这种默契。金砖国家尤其容易受到这种政策变化的影响，因为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参与度正在迅速上升。因此，在2018年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会议上，金砖国家表达了对世贸组织体制的强烈支持，就像他们在2019年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上所做的那样。金砖国家在这个方向上能取得多少进展仍待观察，但金砖国家至少在其声明中是当前全球经济体系的支持者，尽管它们作为经济大国的出现使得该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六、结论
我认为，目前金砖国家的经济轨迹反映了早期类金砖国家经济体增长的许多特征，这些国家接近但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成功追赶的国家是通过持续的快速增长、资本积累和采用先进的技术实现的。在有些情况下，快速增长模式失败了，部分是由于政策选择不当，部分原因是未能将发展模式从依赖国外资本和移民劳动力转变为依靠国内储蓄和劳动力增长来维持增长。成功实现追赶进程的国家也改变了本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使资本成为相对充足的要素，使其与另一个充足的要素结合，共同形成了国家的政策。
从历史经验看，目前金砖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能力各不相同：中国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和南非过去未能赶上，面临着再次失败的危险。我研究过的类金砖国家在提高经济实力后并未试图扰乱全球经济秩序，尽管它们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的出现在它们与更发达的国家之间造成了政治紧张局势。对于当前的金砖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将从稳定的货币关系和自由贸易体系中受益，尽管它们的经济崛起使该体系面临更大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