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博士陈文权

　　陈文权，195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2岁上小学，高中中断。1974年赴日，25岁考入东京农工大学，先后取得工程学、医学、药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任早稻田大学教授。

　　印尼华人陈文权出生于印尼严重排华时，华人教育也受到了严重限制，直到12岁才上小学。又因为发生排华事件，陈文权不得不中断了高中的课程。1974年，印尼排华再次升级，几千家华人商店被烧光，陈文权家的商店也未能幸免。凭着对生命的渴望和对学习的向往，陈文权逃出印尼来到日本。经过两年的日语学习，1976年，25岁的陈文权终于考上东京农工大学，实现了在印尼不可能实现的上大学梦想。

　　早年父母双亡的陈文权，在哥哥的资助下开始了大学学习生活，也开始了不平凡的奋斗历程。

　　考上东京农工大学不久，陈文权由于学习勤奋，得到了日本国费奖学金，从自费留学生成为了国费留学生，可以不用回到印尼，得以继续学业。之后的30年里，他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中取得了东京工业大学工学博士、东北大学医学博士、东京理科大学药学博士和早稻田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刻苦学习取得四个博士学位

　　陈文权只身前往日本求学时，日本的外国留学生非常少，陈文权为进入大学四处碰壁。在日语学校学习了两年之后，1976年，他以成绩考入东京农工大学电子工学部。刚入学时，他听不懂日语授课，但他把听不懂的痛苦当作自己的一种锻炼。靠着刻苦的学习和常人难以承受的忍耐，在大学的4年时间里，别的学生多拿到132个学分，而陈文权竟拿到了220个学分。

　　大学毕业后的陈文权首先面临的是回到印尼还是留在日本的难题。如果回到印尼，排华风气正盛，在大学3年级时，他家里的商店遭到了暴徒放火，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印尼是回不去了，但留在日本又何尝容易。

　　为了学习，也为了摆脱回到印尼的危险，只有留在日本。而留在日本，只有继续进入大学读学位才有可能得到签证。

　　为了学习电子工程学，1982年陈文权考入东京工业大学大学院攻读博士，跟随时任日本超声波医学会会长的导师，开始了全新的研究领域。1985年陈文权凭借“超声波定量诊断法”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个博士学位。虽然学业有成，但当时日本排外，特别是排斥亚洲人的风气并没有改变，想要在日本就职难上加难。他投出的50多封求职信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得到日本的签证，他再次进入大学读学位。

　　1985年，陈文权又考入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博士课程。在东北大学的3年期间，陈文权发表了56篇论文，取得十几个发明专利。1988年，陈文权顺利地取得了第二个博士学位——医学博士学位。然而，虽然成为了双料博士，但在当时的日本，就业仍然十分渺茫，没有一个日本公司或大学向他伸出手来。

　　此时，有两个机会开始向陈文权招手。在陈文权发出大量求职信之后，虽然日本公司渺无音信，但美国GE（通用电气）公司慧眼识人才，以500万日元的高薪和提供三室一厅的住房邀请他担任GE公司日本分公司课长职务。而同时，世界超声波界权威的超声波研究专家约翰·雷德教授在看到陈文权发表的系列论文之后，极力邀请他去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继续超声波的研究。出于对科学研究的执著，陈文权放弃了GE公司的高薪职务，1988年，在获得第二个博士之后赴美跟随约翰·雷德教授从事超声波研究。在美国研究期间，陈文权先后任职德雷塞尔大学医学工程系副教授和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医学部副教授。由于研究成果丰硕，获得美国卫生部（HIN）15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赴美两年之后就被聘为准教授。

　　陈文权在美国的出色研究成果，早已被他的日本导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的导师已经转到桐蔭横滨大学做董事长，经日本导师反反复复的劝诱，并得到他回到日本后担任教授的保证后，1993年陈文权回到了日本桐蔭横滨大学担任教授。同蔭横滨大学是日本排名后的一个大学，经营也完全陷入了严重危机。要想起死回生，只能依靠申请国家科研项目的拨款。陈文权在学校成立了新的医学工程部，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向政府申请20亿日元经费，建立了研究中心，拯救了大学破产的命运。虽然做出了拯救大学的壮举，但却仅仅因为是印尼人，他的名字不但没能出现在项目申请人的名单中，就连参加大学教授会议这一理所当然的事情都被排斥在外，不得出席。

　　受到这一打击的陈文权终于倒了下来。经过半年多的休息之后，不甘沉沦的陈文权于2001年3月以名的成绩通过了东京理科大学药学论文博士学位答辩，得到了人生的第三个博士学位。2003年6月，陈文权又在早稻田大学取得了人生的第四个博士学位——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当年9月，陈文权被早稻田大学聘任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