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体器官移植急缺地方性法规 5家医院有资质

 

市一院的李立院长说得很直接：如果一个人死后“捐心捐肺披肝沥胆”，他(她)可以用1个心、1个肝、2个肾、1个肺挽救5个生命，“这其实是对他(她)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不过，受“死要全尸”、“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器官捐献法规的缺乏，极大程度上阻碍了公众器官捐献意愿的后落实。

　　这个春末，41岁的方勇(化名)躺在昆明市人民医院的移植病区，焦虑不安。方勇肝功能衰竭，医生说，如果不尽快进行肝移植，他多只能再活1个月。问题是，他需要的肝在何处？

　　今年的5月1日，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实施4周年。然而，有一个尴尬的困境——没有捐献，何来移植？日前，卫生部表示“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虽然姗姗来迟，但至少，困境面前，有了光亮。

　　我省暂无器官捐献接收机构

　　记者从市一院了解到，我省暂无专门的器官捐献接收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造成了市民“捐献无门”。据李超主任透露，曾有市民致电到医院咨询器官捐献事宜，但医院并不具备接收资格。

　　市民想要捐献怎么办？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伟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草案修改稿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草案修改稿中对中国红十字会负责宣传、动员器官捐献以及器官分配工作进行了明确。

　　“很快将由红十字会来负责器官捐献接收一事。”市一院李立院长称，目前国家财政部已拨款给红十字会，用于相关编制和经费。

　　现状

　　云南仅5家医院有移植资质

　　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目前我省仅有5家医疗机构具备器官移植的资质：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移植项目：肝/肾；云南省人民医院，移植项目：肺/肝；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移植项目：心；昆明市人民医院，移植项目：肝；昆明市延安医院，移植项目：心。

　　谈及云南的器官移植事业，昆明市人民医院(下称市一院)院长李立和云南省人民医院(下称省一院)肝胆科主任莫一我两位器官移植专家均总结说：“起初走在国内前列，慢慢却滞后了。”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发出向器官移植进军的宣言，并于1999年10月22日成功实施云南省首例同种异体原位肝脏移植手术。“当时国内还没几家医院有过成功案例。”参与手术的李立院长引以为豪。

　　之后，同种异体原位心脏、亲体部分肝脏、肝肾联合等移植手术相继得以开展。不过，由于供体匮乏等因素的制约，云南器官移植在后期落后于一些发达省份。因迟迟没有制定器官移植和器官捐献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我省未能入围去年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10个试点城市。

　　困境

　　供体短缺，供需严重失衡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能够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个左右，器官需求数量与供给器官数量的比例是150：1，而同期美国的比例是5：1，英国是3：1。

　　“一直都有患者在等待中死去。”市一院ICU科主任李超透露，和方勇一样需要肝移植手术的患者非常多。

　　据李立院长介绍，我国拥有全世界庞大的移植等待人群。然而，由于供体短缺，大量病人在等待期间死亡。

　　在市一院，因供体短缺和时间紧迫，几乎每年都有几名患脂肪肝等肝病的孕妇死亡。虽然每年都有肝病晚期患者、吃错药物的患者、肝病孕妇、先天性肝病患者等几类人群适合肝移植，但市一院迄今为止共实施160例肝移植手术，省一院28例。

　　除了器官移植，组织移植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自1991年起设于昆医附二院眼科的全省的中心眼库，20年来长期面临着“有库无眼”的困境。眼库的副主任周伟慨叹：“没有角膜，咱们做医生的都要失业了。”

　　探因

　　传统观念阻碍&立法缺失

　　移植器官的来源主要有脑死亡供体、有亲属关系的活体供体和心跳停止死亡的尸体3种。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器官质量好，是移植的理想来源；其次是心跳停止死亡的器官捐献，但器官有不同程度的损害；第三才是有亲属关系的活体器官捐献。究竟是什么造成了1：150的器官移植供需困境？专家表示，是观念的落后和立法的缺失。

　　据李立院长介绍，由于“心跳停止即死亡”观念的根深蒂固，加之我国尚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脑死亡”判定程序，因此，公众对“脑死亡”的接受程度不高，从2007年至今，我国累计仅104例脑死亡病人进行了器官捐献。

　　其次，由于缺乏对活体器官捐献的必要保障和激励机制，活体捐献也遭受着很多困扰和制约。

　　“如此一来，就只能指望心跳停止死亡器官捐献了。”李超主任补充道，“无心跳供体”是可能缓解目前移植器官困境的有效途径。

　　自2010年起，市一院在国内率先开始一项无心跳死亡器官捐献(简称“DCD”)意愿的民意调查，以了解市民对器官捐献及移植等的认知和态度。一年来，医院针对1600多位市民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将近一半的市民只认可“心跳呼吸停止”是死亡标准；学历越高的人更愿意捐献器官；50%以上的市民表示愿意捐献器官，但大多表示不愿让亲友知晓。

　　同时，医院从去年开始实施“DCD程序”，由ICU科医生劝说符合DCD标准的患者家属，但终同意捐献的仅有1人。去年9月份，一位30多岁的中年男子因酒精中毒送到医院，因缺氧时间过长抢救无效。经医生劝说和家属同意，后捐献了2个角膜和1个肝脏，救活了另外3个患者。因担忧其他亲朋指责，家属要求保密。

　　出路

　　出台地方法规&加大宣传

　　近，卫生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这说明，中国在器官捐献上，至少迈出了“要”与国际接轨的步。省一院肝胆科主任莫一我在肯定“领驾照捐器官”是个进步的同时，又担心此举将会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阻力。

　　就在方勇躺在病床上等待时，31岁的楚雄人张聪在接受肝移植手术后已能下床活动了。4月28日，这位3岁孩子的父亲流泪讲述：“3月份查出肝癌晚期，一个月后接受肝移植，我要鼓励亲友同意死后捐献器官，这能救更多人！”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用这句话来形容器官移植之路，再妥当不过了。

　　在李立院长看来，接下要做的还有很多：一是立法保障，我国需要尽快出台一个与《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相配套的《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去年，作为省人大代表，李立院长和其他25位代表还建议，云南省应制定一部《遗体捐献管理办法》，规范遗体捐献活动；二是应由医院、患者之外的第三方来建立捐献补偿标准；三是宣传机构应加大对器官捐献的宣传和鼓励，争取早日改变公众传统观念。

　　莫一我主任认为，制定法律法规之外，全国应联网实现器官的调配。此外，尝试突破克隆器官、异种移植等技术，以应对器官短缺这一世界性的难题。

　　“关键还是死亡教育的问题。”曾因研究DCD在美国待过一年的李超主任声称，如果要达到西班牙每百万居民中有36名捐献者这一比例，或是和美国一样在申领驾照和身份证时登记器官捐献意愿，根本的还是要加强对国民的“死亡教育”，“生命的美好，在于延续和无私。”

　　-网友呼声

　　网友谈“领驾照捐器官”

　　“轻烟剪影”：要保证所捐献器官的合理合法使用，以及捐献者家属的相应优惠等。

　　“小孙”：会不会有的人明明可以救，但因为签了这个，医生就不救了，直接取器官呀？

　　“砖头”：在死的时候还能做出贡献。就算不给钱，我也愿意。

　　-他山之石

　　国外器官捐献3类型

　　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其中包括如何确定脑死亡，是否同意捐献器官及如何避免买卖器官。

　　1、推测同意：除非患者特意申请死后不捐献器官，一般患者在诊断脑死亡后就自然地成为供体。但是，在大多数推测法律同意的国家中，医生仍然需要得到亲属的同意。

　　2、指定同意：这是自愿捐献器官体系。除了自己生前有书面或口头表达愿意死后捐赠器官，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家还在驾驶执照后专门印有器官捐献授权书。

　　3、请求捐献：在美国，负责器官捐献的医生有责任向家属表达器官捐献的请求。

　　-数字说话

　　中国器官移植病人存活率已达发达国家水平，如肝移植1年和5年病人存活率分别为80.6%和70%。

　　但，目前——

　　中国约有150万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但每年只有约1万人能做手术。

　　中国约有30万肝病患者在等待移植，但每年全国只能开展2000例左右肝移植手术。

　　中国约有100万做血液透析的肾病患者，但每年只能开展三四千例肾移植手术。

　　中国约有300万角膜性盲人及角膜性残疾者，但每年只有万分之三的人接受角膜移植手术。(刘小娟 程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