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新医改“病根”解看病更贵

　　我国启动覆盖城乡的医改已有4年。10月28日,零点调查集团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医改阶段性成效不明显,超9成被访者认为看病费用仍居高不下,87.4%的人表示看病更贵了。超8成公众表示目前看病难,与新医改启动之前相比,仅有两成受访者表示比以前容易些,57.5%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看病比以前更难(10月29日《羊城晚报》)。

　　上一轮医改始於1997年,那轮医改留下的大“遗产”就是看病贵、看病难,用民间的说法就是“医改提前给人送终”。彼时,官方的评价则是,“卫生体制改革大的损失就是行业发展方向的迷失和对宗旨灵魂的败坏以及医患关系紧张。”所谓迷失方向,指的当然是公共医疗日益严重的逐利化倾向,让公立医院公益性消逝殆尽。

　　千呼万唤之下,新一轮医改启动於2009年《关於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之前一年,相关部门还曾就此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可惜,因为方案所列主要是宏观的概括、粗线条的描述,仿若漂浮云中的未来愿景,一般公众的意见只能是“没有意见”。尽管如此,公众对於新医改还是充满了期待。

　　如今,新医改启动已经4年多了,看病贵、看病难依旧如是,公立医院改革也鲜有动作。相关民调数据,所传递出来的正是公众这种极度失望的情绪——医改搞了一轮又一轮,看病为何不仅仍难仍贵,而且更难更贵?新医改之初,舆论就担忧“美好的医改愿景会否沦为纸上的空话”,当这样的担忧似乎正要被验证,叫人怎能不大感失望?
 

　　比如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这原本是新医改推出的一个重要制度。可是,从央视和各地媒体曝光的药品高利润看,没有高只有更高,央视曝光的高利润是6500%,广东媒体曝光的高利润则是9137.5%。究其原因,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的腐败乱象,正是药价虚高的关键环节。药企早就心知肚明,药品要卖高价,首先得将招标价“弄”高。基於政府信誉的招标垄断,产生的不是更低廉的药品价格,而是更巨大的寻租空间。

　　比如加大政府投入。4年以来,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累计投入22427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4.4%提高到了5.7%。数字上是有进步,可放眼国际,医卫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美国(2000年)为20.5%,德国(1998年)为18.89%。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有不少没用到公众身上。

　　比如公立医院改革。所谓“港式”医院的经验,已被媒体宣传了很久:取消事业编制,不给不负责任、没有追求的庸医提供岗位,给有医德、有医术、有追求的医生提供更好的福利薪酬,对医务人员收回扣、拿红包等实行一票否决零容忍;用预约制让医院不再像车站般拥挤;用先看全科后看专科避免有病乱投医;用全科门诊打包收费避免大处方大检查……

　　不能有效约束各种权力,不能真正加大财政投入,不能积极借鉴先进经验,这恐怕正是新医改4年之后,看病更贵更难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