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的“开门”与“磨合”

　　因决策涉及到利益相关方， 在决策民主化或“开门”决策的条件下，必然出现“制衡”的情形。制衡机制往往通过投票等方式行使否决权（有时需要多轮投票）来达成决策，但这种决策方式也往往会出现决策被绑架的情况，即特殊利益群体通过影响拥有否决权的“玩家”，阻止有可能损害其利益的政策出台。“磨合”决策则不同，“它强调总体本位，强调合作，把决策过程中各方的交汇点作为"输入点"、"商议点"，而不是"否决点"。”因此，在“磨合”决策机制下，不同参与方包括利益方只能通过充分表述、反复协商、高层协调，求大同存小异，终达成融合各方意见的政策共识。

　　在此轮医疗体制改革决策中，“磨合”体现在整个决策过程的方方面面，决策者和相关方在反复磨合中达成有取有舍的基本决策共识。

　　，不同利益方的利益诉求、意见和建议存在广泛的磨合。第二，不同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得以充分展示、交流和磨合。第三，“磨合”还体现为，在保证决策部门终决策权威的前提下，让利益相关方充分参与对终决策方案（如草案）的交流、讨论甚至争论，大可能地在决策的后阶段听取意见、吸纳科学建议，从而为决策者的终决策提供尽可能反映不同意见、满足各方诉求的社会基础，并终形成政策决策。

　　“开门”与“磨合”的宽度和深度

　　医疗体制改革中的“开门”与“磨合”决策模式在推动医疗体制改革方案出台的同时，为各级党委及部门的决策提供了一种可选且可行的路径和方法。

　　在肯定医疗体制改革的共识型决策所取得成效，其“开门”与“磨合”的决策模式具有推广价值的前提下，从此轮医疗体制改革的决策过程还可以看出，虽然政策决策过程时间不短，但参与决策的利益相关方、人数并不一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开门”的宽度还有增加的空间，“磨合”的方式还可以增加，“磨合”的深度有待于加深。也就是说，要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公平性、公正性，还需要更广泛地发动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磨合，以民主决策助推科学决策。

　　当今世界为着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研究员尼尔·弗格森在其所着的《巨人》一书，将美国分散化的决策模式称之为“注意力缺陷”。我国此前进行的医改，迄今还没有取得终结看病贵、看病难现象的成效，但这项改革体现出的共识型决策模式却备受肯定，有效弥合了民主参与和科学决策这两项很难被捏合在一起的价值要求。对照来看，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美国政府多年来力推医改，却陷入“越改成本越高，越改共识越少”的困境；一些关键的政策环节上，少数利益群体甚至可以劫持绝大多数美国公民的利益和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