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中国医改需要名人推动

         在2015中国医院大会分级诊疗与医疗保险分论坛上，每每看到、听到院士们在发表医改建言，而这些建言无疑是百花齐放，各成一章，没有对错，不知所措。人们也在问，是否这些“高论”可以汇集在一起呢？这就是要看决策者的学识与智慧了。如同人们常说的：听了十个医生的医嘱，无所适从，如果再听十个，真的不知道怎么活了！这话是很有哲学性的。对病人问诊是这种窘境，医改也常常遇到这样窘境。什么是“名医”？能够处理和排除这些窘境的就是“名医”！

         俗话有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对于医改这事，还真的需要大家坐下来好好琢磨，不是谁都可以谈的。钟南山院士曾说：“依托公立大学、由社会力量创办的一家医院，在体制上更要‘非常小心’”，我认为说得非常到位。混合所有制会带来什么？钟南山院士还提到：”希望我们国家的公立医院跟全世界的公立医院一样，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对于中产人士需要享受的更进一步的医疗服务，可以由民营医院作为一种补充。”这就需要制度的保障，而不是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 
         医生要成为社会人，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也是国家层面的战略。但，多点执业，就成为很多人诟病，其焦点在于“多点”两字。从狭义的“多点”，钟南山院士早有表白：“说心里话，我真的希望周六和周日没有人打电话给我，也没有人来我家，我想有些时间改一改研究生的论文，研究一下我自己的课题。”这本来就是知识分子该有的清高。为什么会有这种清高呢？因为，经过长期的奋斗，他的理想基本实现了，他的价值基本实现了，他该得的待遇得了。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需求层次理论：一个人的需求决定一个人的行为。 
         因此，我认为，多点与否不可强加，完全是个人的价值取向。那么，钟南山院士对医生多点执业的宏观又是什么呢？他也说：“民营医院在经营和管理上，没有公立医院那么多束缚，在让患者的不同医疗需求得以满足的同时，也要让医护人员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说的就是医生的价值如何冲破束缚得到体现。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两个体制之间，你如何选择——被束缚或求松绑。 
         我经常在说，不断地在说：“多点”只是一个虚词，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杠杆，撬动各方面的改革。既然我们都觉得中国的医生很悲催，中国医生的价值很变异，中国人都很渴望有优质的医疗，那么我们就得努力去改变。作为患者，你希望医生给你15分钟收你15块，还是希望医生给你3分钟收你4块呢？作为医生，你每天看30个病人就可得到合理的报酬，还是希望“薄利多销”每天看100个病人增加那么点辛苦钱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要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讨论一下以上的假设，我们就会知道生命的尊重从哪里去获得！我也非常理解钟南山院士的好心，国家要把医生养起来，这样医生就会有尊严不去干那些“创收”的事，医患关系就不会系的经济利益上。对于这种观点，我相信有不少认同，但是政府能做到吗？做不到的时候，院长如何“经营”“他”的医院？（因为院长们乐于以院为家）

         也有人认为，医生多点执业就是医生收入的补充。如果把多点执业当做是医生的业余“创收”，是悲怜了点，眼光也短浅了一点。这种体制外“创收”无非就是将医生看做是一架流水线上的永动机。没有把多点执业看作是医生成为社会人战略的一步，终倒逼体制体现和回归医生的价值！

         不管是英国还是在美国，医生都是自由人，受聘医院是出自个人的意愿，他不会对医院有太多的抱怨，因为不愿意是可以走的。美国为什么医生逐渐“归巢”，因为他价值在医院也可以体现，外面的世界很多诱惑，但也很辛苦！

         院士走出体制外的形式很多，不管是受聘于非本单位做顾问带教、还是参与管理，还是查房坐诊，都是与原有体制冲突的。我们的体制就是单位人的体制——圈养。而院士“出走”并非新鲜事，早在N年前广东和各地就有。过去院士的“出走”是在“特权”光环下的出走，现在是“合法”出走，对于大多数医生就不这么幸运，他们是难以“出走”。院士的这种“出走”还是值得点赞的。毕竟是对制度的一种冲击，对有条件“出走”的医生鼓励！目前在院士级的“大咖”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属性机构“多点”干事的不少，他们带领他们的团队与门徒“打天下”，既支持了“挂单”机构的发展，也寻找了用武之地。在广东就有不少的院士“大咖”到民营医院执业，比如郭应禄院士到东莞挂印，王忠诚院士在顺德升帐。 
         为什么院士们到体制外的民营医院就有诸多的杂音呢？究其原因，也许中国的民营医院在大多数百姓的印象中是很负面的，他们背着“低水平、乱收费”的“原罪”。这也是部分人极力反对社会资本办医的“口实”。说实话，中国民营医院这种印象与国际上的“私家医院”的概念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局面，我们是需要去纠正的！资本的属性本来就是赚钱的，如何赚钱就是取之是否有道的问题了。“私家医院”本来就不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英国制度下的私人全科医生是政府购买医生服务），要让他们提供，确实有点强人所难！政府本来就不应该“懒政”，将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民营医院。 
         因此，院士级的“大咖”到民营医院做什么呢？如果说是指导他们如何做基本医疗，这无疑有点掩耳盗铃。我们要相信院士们的走动，鼓励他们走动。没有一个院士的走动想破坏他们名声，不管是当顾问还是亲自执业，更要相信他们的一份责任感与事业感。与其抱怨民营医院信誉不好，不如支持“大咖”给其洗脑，这才是民营医院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活力，并进一步使“私家医院”在不同领域与公立医院错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