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道肿瘤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肿瘤死亡原因,2020年全球有近600万例消化系统新发恶性肿瘤1。虽然以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为代表的创新疗法为消化道肿瘤治疗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但在临床实践中患者仍面临复发、转移以及耐药等诸多问题。因此,研发创新疗法,优化治疗策略成为了“燃眉之急”。恰逢罗氏肿瘤高峰论坛(Roche Oncology Forum,ROF)召开之际,医脉通特邀罗氏基因泰克消化道肿瘤全球研发医学总监Edward Cha博士,分享罗氏消化道肿瘤研发策略与未来规划。
继手术、化疗以及放疗等传统治疗方式之后,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T以及靶向治疗在内的多种创新疗法逐渐登上肿瘤治疗舞台,改善了消化道肿瘤患者的生存获益,但肿瘤治疗“攻防战”仍未结束,临床中仍存在诸多未满足需求,亟需更多安全有效的创新疗法。Edward Cha博士表示,罗氏将持续秉持“先患者之需而行”的理念,构建多元化的新型肿瘤疗法组合,为患者提供更优的治疗选择,改善预后。在消化道肿瘤,罗氏将以
HCC:聚焦患者全病程,探索更多潜在方案
目前,以手术为主的治疗是HCC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但术后复发率持续较高是中国HCC
此外,Edward Cha博士分享,“T+A”方案治疗窗口前移的脚步并不局限于术后辅助治疗。罗氏将探索该方案对比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在无法手术或消融的中期HCC患者中的疗效,以期为患者提供更加多元、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正如前文所述,“T+A”方案奠定了晚期HCC一线治疗的新标准,但耐药后阿替利珠单抗能否跨线应用,临床中仍未有强有力的证据佐证。Edward Cha博士介绍,开放标签的IMbrave251研究将有望解答这一临床问题,为晚期HCC患者后线治疗的“排兵布阵”提供依据,以期延长患者的生存。
Edward Cha博士分享,罗氏的管线产品已覆盖肝病、肝癌发展的全病程,从肝脏疾病(如乙肝等)的发现、治疗及监测延展至HCC的筛查、诊疗与监测,能有效阻止肝病的发展,为患者提供“一站式”治疗。对于晚期肝癌,罗氏创建了电子监测与管理方案(DPMM)与MORPHEUS肝癌平台,以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并挖掘HCC潜在治疗方案。
EC:免疫时代下,挖掘免疫联合更多可能
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为晚期食管癌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突破了传统化疗的疗效瓶颈,延长了晚期食管癌患者的生存期。但现有研究显示,仅20%-30%的晚期食管癌患者可从PD-1抑制剂联合化疗中取得长期生存获益,如何使剩余患者从免疫治疗获益仍有待进一步探索3。Edward Cha博士介绍,Tiragolumab是一款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ITIM结构域蛋白(TIGIT)抑制剂,可恢复T细胞活性,并与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协同增效。罗氏期望通过SKYSCRAPER 08研究(Tiragolumab联合阿替利珠单抗与化疗)回答化疗联合TIGIT单抗及PD-L1抑制剂能否扩大食管癌免疫治疗获益人群这一问题。研究结果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让我们期待双免联合治疗将进一步提升食管鳞癌患者获益。
与此同时,罗氏将免疫治疗的探索扩展至不可切除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既往接受同步放化疗的不可切除局晚期患者完成放化疗后尚无标准的巩固治疗方案,复发率仍然较高。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I期研究SKYSCRAPER07,评估了Tiragolumab联合阿替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单药或安慰剂用于同步放化疗后无进展患者的巩固治疗疗效,该研究尚在进行中。
CRC:以生物标志物为指引,持续优化治疗策略
微卫星不稳定性(MSI)为DNA错配修复(MMR)蛋白功能缺陷所致,MSI-H患者与其他微卫星稳定性的患者相比,临床病理特征、治疗策略及预后都有明显差异4。Edward Cha博士表示,PD-1抑制剂的兴起为MSI-H/dMMR的CRC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并成为了该患者群体一线治疗方案5。能否将免疫治疗前移至术后辅助治疗阶段,仍需要更多临床研究进行验证,III期研究ATOMIC将有望解答这一问题。
虽然MSI-H/dMMR的发现为CRC诊疗提供了新思路,但具有该分子特征的CRC患者仅占所有CRC患者的12%-15%4。以贝伐珠单抗为代表的靶向治疗联合化疗成为RAS和/或BRAF野生型CRC患者的标准治疗6。为进一步提高CRC患者的生存获益,罗氏搭建以生物标志物为指引的INTRINSIC平台,通过分子标志物细化患者分类,并给予患者个体化、化治疗方案。
其他消化道肿瘤:瞄准治疗瓶颈,点燃生命之火
靶向药物与免疫疗法在HCC、EC以及CRC等消化道肿瘤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在胆道恶性肿瘤与
随着分子检测技术与创新疗法的普及与迭代,消化道肿瘤的诊疗迎来了全新的时代。持续探索与创新是实现“患者活得长,活得好”这一目标的核心,罗氏将持续秉持“先患者之需而行”的理念,不断探索消化道肿瘤治疗更优解。